People walk past a poster of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Greg Baker/Getty Images

中国的各类矛盾

发自纽黑文——五年一度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是一场罕见地将仪式、教条和内省、战略相结合的事件,而10月18日召开的十九大也不例外。

尽管悬念总是被放在会议末段的中共高层领导班子调整上,但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幕当天的政治报告也是一个具备高度影响力的事件。值得注意的是,报告用了跟谈论习近平一样的篇幅来谈论党。正如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知名中国研究家爱丽丝·米勒(Alice Miller)所强调的那样,这份精心攥写了一年的报告就是用来传达由205人组成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也是中共最高领导机关)的共识。

习近平的三个结论尤为重要。首先,“习近平思想”已经被提升到与“毛泽东思想”相同的崇高水平,实际上超越了他的三位前任:胡锦涛,江泽民,甚至是威望极高的邓小平。我们已经看过有很多关于习近平自从2012年11月被任命为党总书记以来如何巩固权力的文章报道,但这一提升使其被正式确定下来。仅仅在位五年时间,党的领导层就已经将习近平拔高成了现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人物之一。

第二,这份政治报告以充满信心的语气谈论了现在进入“新时代”的中国,但通过强调“行百里者半九十”这句格言,习近平描绘了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未来。

中国的目光现在放在两个目标上——到2035年完成建设所谓小康社会的任务(报告原文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然后在2050年前建成一个强国。跟中国过去的目标制定做法不同,这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与1921年中共建党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间大致配对)并没有提出任何量化指标,只是颂扬了期待已久的民族复兴(习近平称之为“中国梦”)。

第三点可能是最有趣的。这体现在关于中国“主要矛盾”形式的措辞上——这是一个用以提出亟待解决之根本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概念。这一主要矛盾的表述虽然通常是隐晦且模凌两可的,但却会构成对关于风险/机遇、战略/手段和改革/治理的丰富讨论,所有这些都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塑造中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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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共自1981年以来首次修改了对主要矛盾的描述,该矛盾从前被认为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折衷,如今被修改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个主要矛盾的重述并不是空穴来风。其清楚地展现了关于中国国家视野的一个重大变化 ——从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再到一个旨在成为强国的逐渐富裕社会。这也跟前总理温家宝的评论是一致的,他在2007年3月曾经警告说,中国经济越来越“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并(最终)不可持续”。

在过去十年来出台的两个五年计划(2011年颁布的十二五和2016年颁布的十三五),加上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一系列改革,都旨在解决中国持续存在且令人忧虑的失衡问题。习近平的政治报告并未改变这一系列努力的主旨。真正重大的意义在于再平衡现在已经被纳入了党的思想基础之内,也是习近平思想的基础支柱。

政治报告对中国主要矛盾的关注也引发了关与党的长期战略中仍然缺失哪些内容的重大问题。而对此三个“次要矛盾”在经济方面尤为突出。

首先,国家与市场在指导资源配置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依然存在冲突。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中曾提到过一个明显矛盾,重点在于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对国家所有权的坚定支持这两者看似不协调的组合。

长期以来,党始终认为经济生活的这两大特征是可以兼容的——也就是所谓中国特色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习近平的政治报告赞扬了这一混合所有制模式,也渴望建立一个以具备压倒性全球竞争实力的伟大企业为主导的经济,但报告掩盖了解决这一矛盾以及避免日本式“僵尸企业”长期欠债问题所需的棘手国企改革。

二是供需矛盾紧张。与最近中国高层官员的其他声明一致,政治报告认为供应方面的结构改革无疑是经济决策者当前的首要任务。对提高生产率,创新,削减过剩产能以及向制造业和服务价值链上游迈进的相关强调也是这一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该报告放弃了对消费者支出和服务的强调——这项事务如今已经在建设现代化经济的优先事项中排名末尾了。然而,关注供应却不重视那些构建总需求的基础是一个令人困惑且有可能在将来引发担忧的缺失。

最后一个次要矛盾可以在路径和目的地之间的对比中找到。尽管习近平的政治报告充斥着自我表扬,但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依然处于其长期鼓吹的结构转型的早期阶段。其服务业正在快速增长,但仍处于初创阶段,仅占GDP的52%。家庭消费虽然也在快速增长,也还不不足GDP的40%。

中国或许已经走上了一个迈向新常态或新时代的道路。但最终目的地依然遥远,旅途中也会有许多矛盾需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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