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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在阻碍世界经济?

发自纽约——全球金融危机在2008年爆发七年后的2015年,世界经济依然萎靡。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16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自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增长率下降了超过54 %。据估计这些国家现有约4400万失业人口,较2007年多了1200万,而通胀则已经下探到自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

更令人担忧的,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也变得更为不稳定。这是有点出人意料,因为这些完全开放资本账户的经济体本应从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国际风险分担中获益——并因此只会经历小范围的宏观经济波动。此外,包括失业救济金在内的各类社会转移支付手段应该​​也可依然让家庭维持自身的消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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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后危机时期的主要政策——各大中央银行的财政紧缩和定量宽松——在刺激居民消费,投资和增长方面没有多大帮助,反而让事态变得更加糟糕。

在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未能刺激消费和投资的部分原因是大部分额外流动性都以超额准备金的形式回到了中央银行的金库。2006年的《金融服务管制放松法案》授权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为法定和超额准备金支付利息,从而削弱了量化宽松的主要目标。

事实上,在美国金融业濒临崩溃之时,《紧急经济稳定法案》将提供储备利率的生效日期提前了三年,从2008年10月1日开始,结果美联储持有的超额准备金额暴增,从2000~2008年间平均2000亿美元上升到2009~2015年间的1.6万亿。金融机构选择把自己的钱留在美联储而非向实体经济贷款,收并因此在过去五年间无风险套利近300亿美元。

这相当于美联储向金融部门给与了一个慷慨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隐蔽的——补贴。同时由于上个月美联储加息,今年的补贴还会增加约130亿美元。

负面激励措施只是导致低利率的预期好处无法兑现的其中一个原因。由于量化宽松在接近七年间维持了近零利率,它本应鼓励各发达国家政府借贷并投资于基础设施,教育和社会部门,在后危机时期增加社会转移支付,提振总需求并将原本扭曲的消费模式理顺过来。

此外,联合国报告清楚地表明,在整个发达世界,民间投资并未像人们所认定的那样在超低利率下扩大。20个最大的发达经济体中有17个在2008年后投资增速低于危机前水平; 5个国家在2010~2015年间出现了投资总额下跌。

全球范围内,本应转化为固定资产投资的非金融企业债券的发行量在同一时期显著上升。这跟与其他众多证据一致表明,许多非金融企业只是以低利率的优势来借款,不过目的不是投资,而是用借来的钱回购自己的股票或购买其他金融资产。因此量化宽松政策反而大幅提升了杠杆率,市场资本化程度和金融部门的盈利。

但这一切同样都对实体经济没有多大帮助。显然,保持利率在接零水平并不一定会催生更高水平的信贷或投资。当银行被赋予自由选择的权利时,它们宁愿选择无风险利润甚至金融投机,而非把款贷出去以支持更宏观的经济增长目标。

相反,当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廉价资金出借给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它们都会规定贷款的用途。如果要收到预期的效果,伴随着量化宽松政策的不应仅有政府恢复受损贷款渠道(特别是那些针对中小规模的企业)的努力,还有对银行贷款的具体目标。相对于适得其反地激励银行不放贷,美联储应该已经处罚那些存入超额准备金的银行。

而超低利率虽然对发达国家无甚好处,它却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强加了巨大的成本。这个并非政策制定者本意却是意料之中的后果就是货币宽松政策导致跨境资本流动急剧增加。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总资本从2008年的约2000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超过6000亿。

与此同时,许多新兴市场都难以应对资本流动的突然激增,这些资金中也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转化为固定资产投资。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增长在后危机时期显著放缓。今年以来,发展中国家整体将经历自2006年以来首次资本净流出的局面——金额共计达6150亿美元。

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部门都未能履行自己的职责。显然泛滥的流动性中的极大部分都朝着创造金融财富和催生资产泡沫奔去,而非巩固实体经济。尽管全球股价大幅下跌,市场资本占世界GDP的份额仍然很高。爆发另一场金融危机的风险也不容忽视。

还有其他一些政策也在支撑着恢复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承诺的兑现。这些政策首先由改写市场经济的规则开始,以确保更高程度的平等,更长远考虑,并用有效的监管和适当的激励机制来管理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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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必要大幅加大在基础设施,教育和科技方面的公共投资。而这些投资的资金,至少部分地,都可以通过包括碳税在内的环境税,以及对已经在市场经济中产生负面效应的——并极大催生不平等状况和低增长——的垄断以及其他租金征税来筹集。

本文观点并不反映联合国及其会员国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