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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行其道的感实性

发自伦敦——美国已故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曾说过一句名言:“每个人都构建自身观点的权利,却无权去捏造自己所认为的事实。”这句话有其道理,但无论有权与否,政治家和选民们依旧在各自构建属于自己的替代性现实——并产生了深远的后果。

如今人们越来越难以在政治上(以及商业体育领域)维护事实与真相。它们被美国喜剧演员斯蒂芬·科尔伯特(Stephen Colbert)所谓的“感实性”所替代:将直觉感受或观点的表达视为事实的有效呈现。而今年则有可能是感实性不断涌现的其中一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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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做出正确的决定,选民需要对可靠的事实——涵盖从经济数据到恐怖主义活动分析的一系列透明且不带偏见的参数——进行评估。但今时今日,那些媒体名嘴们更喜欢去攻击这些领域的专家学者们。而那些雄心勃勃的政治人物——从英国脱欧公投的领袖到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则不约而同地选择去忽视事实。

这些行为的滋生是有其深厚土壤的。选民,尤其是身处发达经济体的人们,多年来一直被无法兑现的政治承诺,不断披露的黑幕,以及政界和媒体无休止的见风使舵弄得精疲力竭。不透明或可疑的交易使得我们对那些本可依赖的组织机构的诚信产生了怀疑。例如,纽约时报最近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智库的评论文章,着重指出了这些机构的分析员所面临的利益冲突,他们一方面要做分析,同时又受资助企业所控制,有时还得充当说客。

当人们发现有这么几个专家一直在提供半真半假的信息——有些甚至更糟——整个领域的信誉都遭到质疑。比如在2001年9月11日世贸大厦遭受恐怖袭击后,时任美国环境保护署(EPA)负责人的克里斯蒂娜·托德·惠特曼(Christine Todd Whitman)告诉纽约市民说当地的空气和水质都是安全的。但EPA在2003年的报告中指出该机构在那个时期“没有足够的数据和分析来做出这样的声明”。当严重呼吸疾病病例不断涌现之时,惠特曼如今转而承认说当时的说法是错误的。

同样,日前公布的齐尔考特报告显示2003年发起的伊拉克战争也是蒙混过关的。当时并未有足够情报确认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然而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依然顺从地追随美国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进行军事入侵。而这一决策导致的后果至今还在不断涌现。

如果我们的领导人能如此肆意地在这些导致严重后果的问题上犯错,我们又如何能相信他们所说的任何事情?这个问题开辟了一个崭新且更为明目张胆的感实性领域,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这类人对此十分热衷,并且似乎每天都在推出新鲜发明的“事实”。对那些特朗普的代理人来说,在电视上和社交媒体面前不断重申谎言的行为看似在验证一个原则:只要你重复某些谎言的次数足够多,它就会变成事实。

而许多选民似乎也愿意加入这个行列。当40位顶尖共和党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专家联名写信反对特朗普,担心此人会成为“美国史上最鲁莽总统”之时,他们的担心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特朗普对此的回应——认为正是这些人让世界变成“这么危险的一个地方”——听起来就足以说明为何要忽视专家们的警告。此人即便在全国广播的采访中说弥天大谎也毫无顾忌,仿佛他确实有权去捏造自己所认定的事实。

英国脱欧联盟的领袖们在六月公投之前也享有同样的优势。他们描绘了一幅完全虚假的国家状况图——从英国在欧盟的地位到欧盟移民的影响——并故意许下各种公众投票“脱欧”后无法兑现的承诺。

例如,像现任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这样的脱欧带头人宣称,要将英国每周支付给欧盟的3.5亿欧元( 折和4.65亿美元)——该数据有严重缺陷,因没有考虑所收到的好处——重新分配给国家医疗服务体系。脱欧联盟甚至将这一承诺贴满了一部竞选宣传大巴的侧面。

如今公投结束,约翰逊等人却改口了,其��选组织也更名为“改变英国”运动,并承诺将欧盟基金重新定向到其他领域。此举激怒了许多人,尤其是在代表英格兰地区各医院的组织警告说资金不足已经令英国国家医疗体系危如累卵的情况下。 脱欧支持者同时还撤回了遏制移民的承诺,但他们的言论早已使得英国各地因仇恨所引发的罪案大幅增加。

脱欧的负面效应本应在公投之前明确展现在选民面前—— 至少许多经济学家,防务专家和世界各国领导人都在选前极力阐述了。但脱欧领袖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却得意地观察到英国人已经“受够了那些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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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似乎有些人正是因为很多专家公开反对才投票选择脱欧的。他们似乎相信脱欧支持者吉塞拉·斯图尔特(Gisela Stuart)议员的话:“唯一重要的专家……是选民”。但不出意外,公投后的现实可跟脱欧选民期望的相距甚远。

然而,推动脱欧运动获得了胜利的谎言却并未驱动民众重投专家的怀抱。感实性正大行其道,特别是在整个欧洲和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如此多本应揭露谎言的机构都受到感实性的玷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