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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贸易的大白话

坎布里奇—唐纳德·特朗普令人震惊地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胜出,经济学家是否要为此负部分责任?即使他们没能阻止特朗普,经济学家也应该在公共辩论中起到更大的影响力,如果他们更加专注于经济学教育而不是为全球化鼓吹者站边的话。

我在近二十年前写作《全球化是否过犹不及》(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一书时曾经请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撰写推荐跋。我在书中说,如果没有更加协调的政府应对机制,过度全球化将深化社会分裂,加剧分配问题,破坏国内社会契约——该书出版后,这些观点都成为常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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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经济学家对此持有异议。他说,他并不真的反对其中的分析,但是担心我的书会“为野蛮人提供火力”。保护主义者会抓住书中关于全球化弊端的论点,为他们的狭隘自私的日程提供支持。

这样的反应我仍然能够从经济学家同事那里听到。其中一位在经过了一番谈话后举手问道:你难道不担心你的观点被滥用,帮了你所驳斥的煽动家和民粹主义者的忙?

我们的观点被我们所反对的人在公共辩论中劫持,这样的风险永远存在。但我始终不明白为何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意味着我们应该让我们的贸易观点呈现出一边倒。潜在的假设似乎是野蛮人只存在于贸易争论的一边。显然,抱怨世界贸易组织或贸易协定的人是可怕的保护主义者,而那些支持世贸组织和贸易协定的人永远是天使。

事实上,许多贸易支持者也完全是出于自身狭隘自私的日程。制药企业追求更严格的专利规则,银行推动外国市场的完全开放,寻求特别仲裁法庭的跨国公司对公共利益的关心绝不会比保护主义者多。因此,当经济学家遮掩观点时,他们实际上是为了躲避一群野蛮人而便利了另一群野蛮人。

对经济学家来说,有一个存在已久的不成文的公共参与规则,即他们应该站出来支持贸易,不要扭扭捏捏。这造成了一个有趣的局面。经济学家日常使用的标准贸易模型常常会产剧烈的分配效应:某个生产者或工人群体收入损失,另一些人“从贸易中获益”,此乃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经济学家早就知道市场失灵——包括劳动力市场功能失调、信用市场不完美、知识和环境外部性、垄断等——可能起到干扰作用,让这些好处无法获得。

他们还知道,影响国内监管的跨境贸易协定——比如收紧专利规则或调和健康和安全要求——的经济收益从根本上是模棱两可的。

尽管如此,凡是有贸易协定出台,人们永远希望经济学家高举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的大旗。他们一直在尽量减小分配顾虑,即使如今已经十分清楚(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收益效应对于美国最直接的受影响群体而言是非常大的。他们过分强调来自贸易协议的总收益,尽管这些收益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相对较小。他们大力渲染今天的贸易协议是“自由贸易协定”,即使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看到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协定的话肯定会从坟墓中气活过来。

经济学家不愿意在贸易问题上说实话,这导致他们在公众面前失去信誉。更糟糕的是,这有利于他们的反对者的话语权。经济学家没有提供完整的贸易图景,没有说明白必不可少的区分和警告,这让贸易的各种副作用更加容易被错误地渲染。

比如,贸易固然可能导致不平等性加剧,但它只是推动这一广泛趋势的因素之一——并且起作用远远不如科技。如果经济学家能够预先普及贸易的弊端,他们本应在这场争论中拥有更高的信誉,被视为诚实的真理代言人。

类似地,如果经济学家愿意承认来自劳动者权利不受保护的国家的进口品确实严重影响了分配正义,我们也可以获得信息更加充分的关于社会倾销(social dumping)的公共讨论。我们也因此有望区别对待贫穷国家低工资体现地生产率的例子和真正存在践踏权利现象的例子。而大部分没有引起这一担忧的贸易能够更好地与“不公平贸易”指控绝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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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如果经济学家听从批评者关于货币操纵、贸易失衡和就业岗位损失的警告,而不是顽固地坚持将这些问题排除在外的模型,他们原本有可能站在更有利的位置反驳过度强调贸易协议对就业的影响的论调。

简言之,如果经济学家在公共话语中拿出警告、不确定性和在研讨班上的怀疑精神,他们原本可以成为更加出色的世界经济捍卫者。不幸的是,捍卫贸易的热情后院失火。如果产生荒谬的贸易论点的煽动正在被接受——在美国和其他国家,这些实际上已经开始得势——那么贸易学术界至少必须承担部分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