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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次金融大火

华盛顿—2007年初,近8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开始爆发,18个月后,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危机到达高峰,振波影响到全世界。政府的孤注一掷让我们免于遭到第二次大萧条,而官员们誓言我们“永远不会再次”面临同样的风险。政客和央行采取了大量全国性改革和国际合作——一切都是为了降低大银行倒闭的可能性。

十年后,全球金融系统从某种意义上因为这些措施而变得更加安全了。但从另一些意义上,金融系统的结构并没有多大改观——甚至可能变得更加脆弱了。但是,决大西洋两岸的决策者并没有继续完成改革过程,而是似乎准备开倒车,取消带来现有进步的大部分措施了。

过去的十年产生了三项主要成就。首先,一些金融企业倒闭了,理应如此:它们的业务模式糟糕,经营不善,或两者兼而有之。与此同时,更强大的金融企业扩大了市场份额。

其次,银行融资从债务转向了股权。危机前,不止一家主要银行股权融资比例还不到2%——这意味着98%以上的资金来自债务。今天没有这样的情况。

第三,大银行的行为现在有了限制。所谓的沃尔克规则(Volcker Rule)禁止在美国的银行进行自营交易(一种内部投机)。在其他国家,银行监管当局也对据称十分成熟的冒险行为持欢迎态度。谨慎成为主流。

不幸的是,所有这些成就都是短暂的。强人希望解除对美国和英国的银行的限制。比如,沃尔克规则预计将受到来自高盛公司及其如今位居美国政府高官的前员工的巨大压力。

加里·科恩(Gary Cohn)是高盛前总裁、首席运营官,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他说,我们应该降低资本要求(这意味着银行增加债务融资,减少股权融资),以提振经济。这正是21世纪初所发生的事情。如果科恩得逞,结果也将是类似的:灾难。

2008年后,全球金融系统在一些重要方面变得更加集中。美国大银行相对其竞争对手(包括欧洲大银行)表现出色。因此,在关键市场上——以及通过全球基本金融基础设施——JP摩根大通等美资银行已经大到不容许倒闭。

金融有时候貌似复杂,但真正重要的东西十分简单。美国参议员杰克·里德(Jack Reed)对此做了精彩的总结

 “我的选民不需要会用华尔街的花哨计算器、理解它们的方程式才能理解,改革华尔街、让无所顾忌的贪婪得到制约是一件有价值、有收益的事情。保护消费者和他们的血汗钱是一件有价值、有收益的事情。让家庭能够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免遭丧失按揭赎回权也是一件有价值、有收益的事情。”

政府官员对政策的看法受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的个人经历的影响。如果你被金融危机深深地伤害过,你就不太可能会去犯同样的错误。

但如果你做得真的非常好——比如抄底买入廉价资产,或扩张了市场份额——那么认为你不太可能支持谨慎也是应有之义。里德在谈到史蒂夫·努钦(Steve Mnuchin)——前高盛执行副总裁——就任财政部长的合适性时正是持有这一观点:

 “一个人,他通过不遗余力地取消他的美国同胞的按揭赎回权赚取财富,在我看来,他不具备成为我们的财政部长的正确价值观。基于他的历史记录,我无法认为努钦有清理门户的能力,并且我担心他可能会进一步操纵金融系统,使之有利于1%而不利于美国工作阶级。”

但参议院还是批准了努钦的任命案,这表明我们即将回到起点。郭庾信(James Kwak)和我在我们的书《13个银行家》(13 Bankers)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金融区监管导致了21世纪初的房地产景气;房地产景气为2008年金融崩盘埋下了伏笔;金融崩盘又又引出了2010年及其后的新一轮改革。改革是认真的;但它们走得还不够远,并且可能不费吹灰之力被扭转。特朗普政府正准备这么做。

大银行将变得更大。资本水平将下降。合理的风险管理将再次成为非主流。权势人物能在枯荣循环中表现优异。我们其他人只能看到更严重的不平等性和更多的危机导致的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