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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大停滞

伯克利—如今,不平等性争论常常聚焦于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极小部分家庭的收入和财富积累。不太受到关注但害处不遑多让的一个趋势是大部分家庭收入下降或停滞。

在直到21世纪初的大部分战后时期,发达经济体GDP和就业增长强劲,这意味着几乎所有家庭都经历了收入增加,不管是税收和转移支付之前还是之后。因此,一代又一代人都期望比父辈过得更好。但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新研究,这一趋势不再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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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十年中,发达国家大部分家庭的收入增长戛然而止,那些以单身女性为主或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年轻工人组成的家庭受影响最为严重。25个发达经济体收入分布中的这部分家庭中,有三分之二即超过2亿人,来自工资和资本的家庭真实收入在2014年比2005年更低,相反,这些经济体只有不到2%的家庭收入保持不变或下降。

政府转移支付的增加和税率的降低削弱了市场收入的停滞或下降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尽管如此,2005年—2014年,有20—25%的家庭面临可支配收入不变或下降,而此前12年的这一比例还不到2%。

如此剧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2008年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的深度衰退和缓慢复苏。从1993年到2005年,平均而言美国和欧洲GDP增长贡献了年中位家庭收入增长的大约18个百分点;而从2005年到2014年,这一数字下降到只有四个百分点。

但危机后增长不力绝非唯一的问题。(如果是的话,过去的十年仅仅是一个反常时期。)更长期的因素,比如投资萎靡、劳动力增长减速、生产率增长大幅下降等,导致大部分发达国家中位家庭收入增长相对1993—2005年期间有所降低。

人口变化——包括家庭结构变迁、生育率降低以及人口老化——既降低了家庭总规模,也减少了每户家庭适龄工作者的数量。而劳动市场变化——受技术变革、中低技能岗位全球化以及兼职和临时性工作日益普遍的推动——导致工资占国民收入之比下降以及家庭收入分布日益不均匀。这些趋势都不可能很快逆转。相反,其中一些可能进一步强化。

麦肯锡的研究确认了这些长期因素是制约大部分家庭收入的原因。研究表明,虽然2005—2014年间总增长仍为正,但大部分家庭的真实市场收入保持不变或下降。

特别是美国,劳动力捍卫自己占国民收入中的比例的能力,以及中低收入家庭捍卫自己在工资总量中的比例的能力都大幅下降。结果,1993—2005年间中位可支配收入真实增长放缓了九个百分点,2005—2014年间又放缓了七个百分点。

瑞典是这一负面趋势的例外,其中位家庭在2005—2014年间占产出增长所带来的收益的比重有所增加。为了应对过去十年的增长减速,瑞典政府与雇主和工会合作削减工时、保留工作岗位。由于这些干预,只有20%的家庭市场收入保持不变或下降。而慷慨的净转移支付意味着几乎所有家庭的可支配收入都有所增加。

平心而论,美国也在危机后进行了干预,2009年实施了财政刺激方案,该方案与其他转移支付计划一起将中位可支配收入增长提高了相当于五个百分点。因此,四个点的中位市场收入下降转变为一个百分点的中位可支配收入上升。但这并未改变事实:从2005年到2013年底,81%的美国家庭收入收入出现下降。

类似地,伯克利的艾曼努尔·萨伊兹(Emmanuel Saez)的研究表明,2014年和2015年美国最底层99%的家庭真实市场收入增长率均为1999年以来所未见。但是,到2015年底,该群体真实市场收入只恢复了2007—2009年衰退期间损失的大约三分之二。换句话说,在让工人回到过去的收入水平方面,美国的干预比瑞典效果差得多。

如此失败的后果影响深远。停滞或下降的真实收入并不只是遏制了消费需求和GDP增长;随着公民对现有经济结构丧失信心,它们还助长了社会和政治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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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英国和美国的麦肯锡全球研究所调查发现,收入不增长的人,以及没有预料到出现改善的人,对待贸易和移民的态度比经历或预见到收益的人更加负面。英国脱欧投票和美国两党均反对贸易即是明证。

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最近的有关收入不平等性的争论聚焦于极少数人收入的迅速增加。但大多数人收入停滞或下降为这一争论平添一个不同角度——也要求强调让收入分布中的大多数工资增长的不同类型的解决办法。大部分家庭继续面临着收入停滞或下降——年轻一代也因此将比父辈更加贫穷——这样的情况更是急需这样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