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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新意识形态统治

莫斯科—“普京主义”一直是西方的一个热门话题,这个词用来描述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政策和行为,一般总是包含着恐怖和失望的含义。但是,在俄罗斯执政精英中间,普京主义被视为复杂而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并且可以流芳后世。

以普京命名的意识形态与其说是他自己头脑的产物,不如说出自他的紧密助手弗拉迪斯拉夫·苏尔科夫(Vladislav Surkov)。作为克里姆林宫首席“思想家”,苏尔科夫可以说是当代拉扎尔·卡迦诺维奇(Lazar Kaganotich)。卡迦诺维奇是斯大林最紧密的助手之一,也是用更“进步”的斯大林主义取代列宁主义作为苏联意识形态基础的主要推手。

苏尔科夫最近将普京主义描述为 “有用的日常意识形态,包括所有社会创新和积极的矛盾。”在他看来,俄罗斯人不需要西式民主,因为普京已经创造了一套比俄罗斯人民自己还要了解自己的制度——包括他们的需求、愿望和目标。

类似地,受到克里姆林宫认可的法西斯主义哲学家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出于其意识形态基础而同意普京主义的作用。作为苏联复仇主义的主要鼓吹者——此乃2014年俄罗斯非法吞并克里姆林宫的基础——杜金常说,意识形态是俄罗斯国家生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俄罗斯的垂直权力结构缺少刺激可与西方媲美的经济活力的灵活性。

因此,杜金认为,俄罗斯国家生存的关键是要推动某种更高的目标。目标本身基本不重要:可以是建立俄罗斯东正教君主制,恢复共产主义,或(在大战略层面上)反对杜金眼中的大西洋海基帝国主义和陆基新欧亚主义的结合。重要的是体制有一个意识形态内核。

对杜金和苏尔科夫来说,结论就是俄罗斯和苏联一样,应该是一种“意识形态统治”(ideocracy),由神圣化的一小撮人统治,推动国家实现只有他们才完全了解的目标。毫不奇怪,这一概念被“西罗维基”(siloviki)所接受,即炙手可热的前任和现任国家安全官员,他们自认为属于某种兄弟会——即斯大林所谓的 “剑士秩序”,堪与利沃尼亚剑士团(Livonian Brothers of the Sword)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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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主义不但保证并延续了西罗维基的主宰地位,更消除了问责。恨不得只有执政阶级能够理解俄罗斯的更高目标,只有执政阶级成员能够评估他们的表现。他们决定着他们的同志何时应该去职或被取代,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国家的资源应该如何使用——是用来刺激经济增长、提高生活水平还是用来巩固意识形态统治。

在普京主义下,人民应该把(比如)真实收入的下降视为必要乃至英雄式的牺牲。如果他们的领导人充公了他们的退休金或者在选举中舞弊,那么他们应该认为这有利于更高的目标。根据这一逻辑,要求政府尊重他们的人权便等于暴动。

普京主义的俄罗斯远非世界上仅有的意识形态统治。社会主义古巴和“玻利瓦尔主义”委内瑞拉也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亦然。朝鲜的国家意识形态——主题思想,即朝鲜必须完全自力更生并忠于神化领袖——也是金氏家族独裁延续的合法性的基础。

历史充斥着意识形态统治,纳粹德国,当然还包括苏联,都是最近的显例。正是因为这一历史,俄罗斯宪法禁止国家意识形态。宪法明确写道,政府为了服务于社会的需要,而不是推动某种教条而存在。

换句话说,俄罗斯的普京主义意识形态统治绝对是非法的。但这完全无法遏制其倡导者,一如布达佩斯备忘录无法阻止俄罗斯入侵东乌克兰和吞并克里米亚。

到目为止,苏尔科夫只提出了较为模糊的普京主义意识形态内容,他说将通过后续讨论越变越明。但基本轮廓不难猜测。它们包括反对西方,将孤立主义和军事扩张主义相结合,人民做出物质牺牲,以及迫害异见分子。尽管宪法规定政府必须保持世俗性质,但宗教也可能将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苏尔科夫是一位聪明的宣传者,他提出的普京主义要年纪更大也更倨傲的哲学家杜金更加现代,称之为“全球政治生活信徒”。不管其含义是什么,有一点是明确的:法治和俄罗斯人民的希望不可能与之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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