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无形经济征税

伦敦—一些聪慧之士,包括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和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安迪·哈尔丹(Andy Haldane)都在表示担心下降的生产率增速。由于生产率(用每工时GDP衡量)是生活水平提升的终极推动因素,他们的担心非常正确。

对大部分西方人来说,工资和生活水平已经停滞了几十年。比如,如果你是1970年英格兰北部工厂工人,那么你的孩子有很大可能挣的还不如你50年前多(以真实值衡量)。欧洲其他地区和美国工人亦然,这一经济现实也是民粹主义政治崛起的部分原因。

趋势向下走已经多年。如图1所示,20世纪70年代五个经合组织国家——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和英国——年均生产率增长为2.4%。2005年以后的十年,这一数字为0.6%。而尽管2007年开始的“大衰退”导致了下降趋势,但平均水平在金融危机前很久就已经进入下降通道。

[Figure 1]

生产率增速的下降意味着许多人,但非所有人,生活水平下降。对华尔街或伦敦金融城的金融分析师而言,生活并不糟糕。对生活无忧的富裕阶层——特别是绝大部分收入都来自股票组合的人——生活水平在近几十年来其实有所提高

但值得一问的是,这一不断提高的繁荣有多少是以税收的形式支付,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收入都是工资和薪水,那么比例没有那么高——是如此多的经济学家如此担心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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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英国最高资本利得税率为28%,而美国为20%。相比而言,所得税最高税率分别为45%和39%。换句话说,高科技公司用股票期权为工人付酬的话(现在有许多公司加大了期权在薪酬中的比例),应税收入的缺口将会十分巨大——准确的数字是英国17%,美国19%。国民财富越来越大的比例流向了股票升值,失去的收入需要从别的地方找回来。

欧洲其他地区的情况更加触目惊心。图2说明了九个西方经济体(包括美国和英国)最高边际所得税率和资本所得税率之差。意大利和比利时居民不需要缴纳资本利得税;所有收入都以股票期权形式获得的比利时富人可以完全规避所得税。在欧洲最大经济体中,德国是唯一的例外;德国资本利得与普通收入待遇一样,因此当收入以股票升值而非红利形式实现时,政府不会有损失。

[Figure 2]

数字音乐、移动应用、谷歌和推特——这些和其他“无形”技术奇迹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现代创新的许多好处并没有反映在标准的GDP指标中。乔纳森·哈斯克尔(Jonathan Haskel)和斯蒂安·韦斯特莱克(Stian Westlake)在他们的新著《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中指出,一个解释是指标本身不够充分。

比如,在过去,作出一项投资意味着购买一个新工厂或一台新机器;购置实物资本立即体现在GDP统计数字中。但如今,投资常常是一些摸不着的东西——电脑软件、品牌或数字档案等。这些“无形投资”作为中间产品而非产出被记录在GDP账户中。

但无形投资影响着公司盈利能力。如果科技公司的利润一直被用于无形再投资,收益就永远不会作为产出体现在GDP统计数字中,但它们会影响公司的市值。对担心增长减速期间的商品和服务供应的政府领导人来说,能够利用这一未体现在指标中的GDP至关重要。

幸运的是,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在我的博客中指出,我们必须反思征税的方式。如果所有收入都以同样的税率征税,公司所做的无形投资将以富裕的公司所有者所缴纳的税收的形式形成政府收入。否则——维持现状——必然会导致随着无形经济增长的加速,当前税收收入缺口最终将成为一个黑洞。

http://prosyn.org/bHBcNth/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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