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的根源在政治，不在经济

圣地亚哥—近三亿三千万万美国人被特朗普统治着。有两亿一千万人口的巴西新选出了一个民粹主义政府。近一亿七千万欧洲人生活在至少有一位民粹主义内阁成员的政府的统治下。还有一亿多人口的菲律宾和近八千万人口的土耳其。总而言之，至少十亿人正在被各种民粹主义者所统治。

人们常把新民粹主义归咎于一代或几代人中位工资停滞不前。在美国和英国等国家，收入分配有所恶化，顶层1%攫取了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果实。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不仅造成了剧烈的痛苦；也强化了一种观念：华尔街是市井的敌人。政治变得对立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这个叙事正确，那么政策结论就很简单：逐出唯银行家马首是瞻的官员，对富人课税，并更加激进地进行收入再分配。如此，民粹主义就会逐渐消失。

但这一标准叙事不论在政治上多么有吸引力——可称之为经济不安全假说——它终究没有很好地描述现实。它不符合新兴市场的事实，甚至也不符合美国和英国的事实。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后不久，数据行家内特·西尔佛（Nate Silver）指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美国教育程度最好的50个县中的48个取得了比2012年的奥巴马还要出色的表现。与此同时，在教育程度最差的50个县中，克林顿在其中47个县表现不如奥巴马——平均退步了11个百分点。《教育而非收入预测了谁会投票给特朗普》（Education, Not Income, Predicted Who Would Vote For Trump），西尔佛总结道。

至此以后，人们做了数百项回归分析，试图找出什么人给特朗普或英国退欧投了票。一项影响力较大的最新文章的标题总结了争论：“地位威胁，而非经济困难，解释了2016年总统选情。” 另一篇文章的标题亦然《2016年选举中的投票变化：种族和移民态度而非经济解释了白人投票的变化》（Vote Switching in the 2016 Election: How Racial and Immigration Attitudes, Not Economics, Explain Shifts in White V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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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英国呢？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研究考察了380个地方当局，认为教育和人口统计学能够很好地预测2016年脱欧投票的情况，而是否受到贸易影响和预算削减程度则否。

因此，“文化逆袭”假说似乎要比“经济不安全”假说更加令人信服。这一结论不仅限于美国和英国。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和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研究了31个欧洲国家政党的表现，认为 “总体而言，我们发现大部分一致证据支持文化逆袭论。”

现在，你不必了解高深的经济计量学也能注意到，除了在北美和西欧如鱼得水，右翼民粹主义所影响到的正是经济表现异常坚挺的国家——这与“经济不安全”假说的预测完全南辕北辙。2010年以来，土耳其经济以平均每年6.9%的速度增长。同期菲律宾年增长率为6.4%。它们不存在经济停滞。

波兰和匈牙利经济要富裕得多，因此它们的增长率理应更低；尽管如此，2010年以来它们的年GDP增长率仍然相当不错，分别达到了3.3%和2.1%。或者我们再来看看相邻的捷克，它的失业率只有2.3%，为欧盟国家最低，2017年经济增长率为4.3%。这个国家几乎没有移民，也没有曝出难民危机。尽管如此，民粹主义政党在最近的大选中仍然吸引了四成选民——二十年来增长了十倍。

除了总增长数据，这些国家大部分公民都不可否认地要比一代人之前生活好得多。1995年，波兰平均年工资为15,800美元，今天为27,000美元。匈牙利平均年工资涨幅相当。

巴西是一个不同的例子：它在2015年和2016年罗塞夫的第二个总统任期期间经历了严重衰退。但在此之前，巴西确实有着相当强大的再分配政策，最先由社会民主党总统卡多佐开始实行，随后卢拉萧规曹随。据《纽约时报》，卢拉的“政府社会项目” 惠及 “数亿巴西人民。”十年前，奥巴马  说他是 “地球上最受欢迎的政治家。”

结论已经呼之欲出：民粹主义来自经济收益，而非经济痛苦。

还有最后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如果说民粹主义的崛起反映了对再分配的要求，那么我们应该看到左翼而非右翼得势。是的，奥夫拉多尔在墨西哥大获全胜，左翼联盟（Syriza）仍在希腊主政，我们能党（Podemos）在西班牙影响力日盛，马杜罗也仍然在委内瑞拉与自己的人民斗争。但突出的事实是右翼民粹主义者所取得的成功——从美国的特朗普到匈牙利的欧尔班，从意大利的萨尔维尼到巴西的博尔索纳罗，从波兰的卡钦斯基到菲律宾的杜特尔特。尽管他们的政策有可能恶化而非改善收入分配，选民仍然对他们山呼万岁。

所有这些都不是要否认经济仇恨的严重程度——不管是在北英格兰、美国中西部、土耳其东部还是巴西贫民窟。重点是政治决定了我们如何处理经济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转向民粹主义和极权主义表明政治没能有效地管住仇恨。

此外，光强调经济有可能导致自满：稳坐钓鱼台静待经济复苏。试图仅仅依靠改变收入分配来遏制全球民粹主义和反自由主义有可能重蹈技术官僚傲慢的覆辙。这些都是必须避免的危险诱惑。

传统政治精英似乎越来越不接地气。他们的傲慢——想想克林顿把特朗普的选民称为 “一群可悲可叹之徒”——只会适得其反。也许选民之所以怨恨政治建制派，可能是因为它腐败（如巴西和墨西哥），可能是因为它通过见不得人的选举献金赢得权力（如美国），也可能是因为它掌权太久已经不再受人欢迎（如欧洲的大部分社会民主党和西班牙民众党）。细节各有各的不同，但传递的信号是明确的：传统政治精英的很多错误让他们成了反建制民粹主义者的垫脚石。

因此，我们固然需要经济改变，但我们需要政治改变更多。否则，民粹主义选民的记分牌会翻得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