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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龙和后革命思维

巴黎—不,巴黎选民绝非像可悲的亨利·古艾诺(Henri Gauino)在星期一输掉国民大会议席后所说的那样“令人作呕”。30年来,我们一直被告知,坐在家里不去投票会让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坐收渔利,现在,这个原因无法用来解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新政党共和国前进(La République en Marche!)党的狂飙突进。不,马克龙39岁的马克龙也没有像67岁的戴高乐那样正在开启他的独裁生涯。

简言之,在过去几天的法国政治评论中,没有人说中了星期日立法机关第一轮选举的一边倒的形势的原因。星期天以来,满天飞的各路消息对于多年来宁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来说纯属聒噪。

那么到底正在发生什么?政治菜鸟马克龙似乎注定要胜过一千零一个不牢固的联盟,赢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在577个席位的国民大会中赢得400席左右,而他的大旗在仅仅几个月前,几乎还只是一个孤家寡人的政党。这是如何做到的?

当然,首先是高明的“演技”,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她对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的评论中说,这一品质是艺术家和政客所共有的。其次,民粹主义者——右翼的马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和左翼的让-卢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显然过于平庸,他们败给了自己的法国优先主义口号。

但马克龙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我认为还是我在十年前的《留在黑暗时代》(Left in Dark Times)中所描述的结构性变化。这一变化目前已经达到了顶峰。

所有这一切始于法国大革命。更准确地说,所有这一切都始于法国人发明了“革命”这个概念。革命的概念迅速崛起成为政治思想的巅峰,就像一颗恒星,而其他行星都必须围绕着它转。倾向于革命的,聚集在左翼;认为革命是永远的威胁、致力于抵抗革命的,聚集在右翼。

但此后,在1949年中国革命和1975—1979年的柬埔寨噩梦之间的那段短暂的时间里,人们有了一个发现:革命越是彻底,就会变得越血腥和野蛮。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革命未必困难、隐晦或不可能;它实在是面目可憎。恒星越来越暗,最终成为一个黑洞,吞噬了自己和更小的星星的光芒。而到了一定的程度,整个政治制度都会土崩瓦解。

现在我们就到了这个程度。这不是第一次左右之分在法国变得模糊不清。瓦尔密战役、德雷福斯事件、维希政府期间、以及围绕殖民主义问题,都曾到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但革命的理由(reason)和想象被击得粉碎然后隔离起来,发生在40年前的遥远柬埔寨大屠杀中。而余音长久的冲击、随之而来的缓慢的爆发和冲击波效应、左右分别的系统性失效、争论,以及最终的名号(designation)造就了马克龙的胜利所终结的“法国例外论”。

这立刻引起了大量问题:那些聚集在马克龙的大旗下席卷权力的人会做出怎样的行为?如��他们沉醉于胜利,那么从哪个方向、在何时、经由谁的手来醍醐灌顶?对于民主的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制衡如何出现?何时出现?在哪里出现?

还有更多的问题。西方将向何处去?追随什么东西的指引,朝向哪个目标?“与此同时”——相反的事实和概念的平衡——已经成为马克龙的招牌式用语。但“与此同时主义”作为一项政策能维持多久?

如果我们真的站在了始于1789年的历史纪元的重点,我们会回到启蒙时代吗?还是回到启蒙时代之前、新的天赋权利论和随之而来的共和理想生根发芽的时期?我们会重写《利维坦》,或者殊途同归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不必再次经历悲剧性的欧洲激进化并且酝酿或爆发世界大战吗?

不管未来如何,核心事实再明显不过了:马克龙清楚地看到了他的前任只是模糊瞥见的东西。他是正在我们眼前展开的长期事件的指示器或陪衬物。

而他现在承担了在一片焦土上重新建设的重任,承担了确保一条设想的政治道路终结不会导致政治也随之终结的重任。鞠躬尽瘁做出在黑暗时代所能做出的最好的作为:想象、发明和表达阿伦特认为是公共行动的核心的“开始”的艺术,这就是马克龙以及选择他和选择反对他或者这更糟糕地,选择弃权的人所面临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