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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耐药性全球安全威胁

西雅图—今天,我们面临一个严峻的现实:在疫苗和抗菌疗法的早期成功后,传染病的治疗和预防毫无进展。从某种程度上说,世界正在倒退,因为一些曾经可治的微生物对现有疗法产生了抗药性,而没有有效干预手段的感染仍在继续产生。

这一局面是对世界一个严重而紧迫的威胁。看看2014年西非埃博拉危机或2003年“非典”爆发所造成的全球影响吧,就连新加坡和加拿大这样的富裕经济体也受到了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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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传播的高致命性耐抗生素传染的出现将导致难以估量的死亡和不可想象的惨状。其后果可能与大规模恐怖袭击等量齐观。社区将被隔离,国家边境关闭,旅行受到限制甚至中止。卫生系统可能瓦解或崩溃,经济亦然。

这一启示录情景的可能性意味着传染病威胁——不管是来自产生了对已有疗法抗性的微生物还是新出现的微生物——是人类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之一。这不仅仅是公共卫生风险;也是国家和全球安全威胁。因此,必须以全面有效的方案应对。

生产新药或新疫苗的研发需要时间,动辄十多年,并且非常昂贵,每种新产品都要耗资数亿美元。此外,没人能保证成功;事实上,每一种成功的产品背后都有多达九种前途同样光明的候选产品的失败。

考虑到这些风险,毫不奇怪制药公司对于新药或疫苗计划的投资选择慎之又慎,只挑选财务收益前景足以覆盖成功和失败的成本并为所需投资提供合理回报的候选项目。

为了解决这一投资问题,人们提出了许多想法,比如为成功的产品提供奖励、为工业投资创造新激励、建立新型融资机制支持解决新出现的传染病威胁的研究等。它们各有长处,能起到一定效果,但充其量只能带来增量进展。我们需要更加宏大的方案。

几乎每个国家都时刻准备将很大一部分GDP用于国防或安全投资。新出现的或耐药性传染病的全球威胁首先必须在这一环境下进行审视,所有国家都要承诺提供资金、知识资本和可用资源以支持新抗生素和疫苗的发现、开发、制造、储存和平等分配。

除非各国都认识到它们所面临的风险,否则它们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让它们知道全球新出现传染病威胁的成本估计高达每年600亿美元、前端投资原本可以让这一总成本大大减少或许有所助益。

国家投资应该集中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产品线(pipeline)遏制传染病威胁。这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实现。最容易的办法是在机会出现时为学界、产研合作机构、生物科技企业以及更大的制药公司的科学家提供资金。这也许可以让现有流程借助可获得新资金的东风实现推进。不幸的是,历史表明这无法产生远远超过现有产品线状态的进步。

另一种方法是建立一个成熟的全球化非盈利制药公司,给予其与世界前五大盈利公司同等的研究预算,其唯一的目标是创造一个产品线解决传染病威胁挑战。与盈利性同业一样,承担这一任务的管理层和科学人才必须是可以找到的最优秀的人才,而吸引这样的人才必须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由投资者委员会来问责管理团队,而委员会由提供资金的国家的代表和提供知识资本的科学家组成。

按照行业惯例,产品线必须通过结合内部研究和引入式许可(in-licensing)或收购外部创新建立。必须建设充分的临床试验基础设施以支持研究,不仅包括发达国家的研究,也包括可能产生威胁全世界的传染病风险的偏远地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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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司的工作应该获得监管机构间关于新产品注册要求的前置协议(prior agreements)、知识产权持有人之间放弃版权的前置协议,以及政府之间关于公司责任保护和新产品意料外副作用受害者赔偿的前置协议的帮助。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需要做大量琐碎的工作。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马上停止怀疑、采取行动,否则,面对迫在眉睫的全球威胁,我们会猝不及防。这是一场我们输不起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