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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4_ALASTAIR PIKEAFP via Getty Images_hongkongprotestflagmoon Alastair Pike/AFP via Getty Images

中国的文明挑战

吉隆坡—中国的“一国两制”模式正在香港遭遇惨败。在六个多月的大规模民主示威——包括与警方的暴力对抗——之后,香港选民在11月又给了亲大陆政党以及重创,在区议会中,亲大陆将87% 的席位拱手让给了民主派。

这次选举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区议会没有什么权力,但他们将选出1200名左右的选举人,从中选出香港首席行政长官。在下一次选举中,民主派政党将获得这些席位的近10%

区议会选举还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区议会选举是完全民主的程序(而香港立法会只有一半席位是完全民主选出)。此次选举的投票率高达令人瞩目的71%,被广泛视为是对有中国支持的身陷重围的首席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不信任投票

一些香港人已经失去了对“一国两制”下保持民主的信心。这体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要求独立,而在155年的英国统治时期内从未有这种事情发生。独立仍然是边缘想法——部分是因为中国不容妥协的领土完整立场——但几乎没有30岁以下香港人认同自己完全是中国人。

台湾也有类似的敌视大陆的情况。1949年后,台湾处于事实独立状态,中国想通过“一国两制”模式实现统一。但该模式在香港的失败强化了反中情绪,让许多选民抛弃支持加强与大陆联系的泛蓝政党。

这较之去年的中期选举有了重大转变。在中期选举中,蓝营国民党取得了击败执政的独立派民进党的多场大胜。事实上,这一结果与其说意味着想要和中国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不如说意味着对民进党施加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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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其2019年新年讲话中敦促台湾效仿香港,随后,台湾“总统”、民进党的蔡英文便通过重申台湾主权恢复了支持率。受香港危机推动,蔡英文现在看上去将在1月份的“总统”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

 “一国两制”模式并没有让中国实现和平统一,反而起到了破坏作用。也许这是难以避免的,其原因要比习近平的权力集中化、中共对香港事务的日益干预,乃至一党制和多党民主之间的基本矛盾更为根本。中国国家建立在中世纪的政治秩序范式的基础上,无法应对政府间冲突。

现代民主以分歧为基础,包括社会和国家内部的分歧。在社会方面,不同群体都有各自的利益和重点,为了代表权而竞争。在国家方面,则存在横向的权力分割(立法、行政和司法)以及纵向的权力分歧(国家与次国家政府之间)。

对有着被外国人主宰的历史的国家来说,这一分歧可能是一种弱点,可能被外部人用“分而治之”的策略加以利用。事实上,根据中国的循环世界观,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则产生混乱与战争,合则恢复和平与秩序。

平心而论,中国确实保持了权力的分割。但其横向制衡远比纵向得心应手。两千多年来,朝廷任命御史管理大臣和官僚,任命言官批评皇帝。宋朝甚至实施省级军事、行政、财政和司法权力分割

国家和次国家政府之间的冲突在历史上被分为三类——割据、不臣和外患——所有这些冲突都毫无疑问是负面的。时至今日,中国统治者仍不信任有根基的地方领导人,常常选择外来者担任省长和省委书记,并定期更换。

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港人治港”是一个高风险的让步。因此,中国政府排除了直接选举行政长官的做法,致力于镇压反对者,担心地方异见分子称为外国代言人,挑战啊中央政府的权威。

这一做法适得其反。中国的干预削弱了自视为中国人的年长的“民主派”实现人们所要求的变化的能力,导致他们被年轻的“本土派”所取代。当中国中央政府试图镇压这些人时——包括2017年将他们从立法会中清洗出去——抵抗便加剧了。

今年年初,林郑月娥引入便利刑事嫌疑人引渡至中国大陆的法案时,香港人民揭竿而起。中国政府试图让示威者噤声,包括逮捕示威领导人。示威运动也因此变得群龙无首,根本不可能谈判解决方案。

许多年轻示威者现在认为他们输无可输,实际上在寻求“互相确保毁灭”。这一“焦土”方针让中国的镇压威胁几乎无效。

如今,中国面临着一个困境。除非民主——及其不可缺少的分歧——得到证明以支持文明复兴(civilizational resurgence)之梦,否则它将失去在中华民族主义者中间的合法性。但复兴“一国两制”的唯一办法是接受政府间冲突——而这是迈向民主的一大步。

制度性地尊重地区身份和自治在泰米尔纳德苏格兰魁北克弗兰德斯都起到了环节分裂主义情绪的作用,在香港也是如此,甚至连台湾也可能包括在内。但如果中国继续镇压政府间冲突,“一国两制”模式的崩溃将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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