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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时代的真理管理

伦敦—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特说,普通流感有时候也能一年杀死“100,000多”美国人。“我们会关闭我们的国家吗?”他问道,“不会,我们已经学会了与它共存,正如我们正在学习与Covid共存,对大部分人来说,Covid的致命性要低得多!”

特朗普的第一个说法是真的:1918年和1957年,流感杀死了100,000多美国人。“我们已经学会了与它共存”,这是个观点问题,而他所谓的COVID-19对大部分人来说“致命性要低得多”则是模棱两可的(什么人口,在哪里?)

这则推特似乎没什么特别之处:众所周知,特朗普就喜欢大放厥词。但是,这条推特发出后不久,推特公司就将它隐藏,加上了书面警告,说它违反了“传播与COVID-19的误导性的、可能有害的信息”的规则。Facebook更进一步,将同样的帖子全站删除。

这样的在线争议变得越来越平常。2018年,现已不复存在的政治咨询公司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据说在社交媒体上故意传播假新闻,目的是说服美国人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投票给特朗普。此后,Facebook和推特删除了数百万传播虚假报道的假账号和“机器人”这一扫荡操作要求平台自身运用人工智能算法找出可疑账户。

我们所依靠的企业通过允许“虚假信息”左右真相判断来盈利,这让我们落入了数字科技的束缚。Facebook和推特没有激励去确保它们的网站上只存在“真”信息。相反,这些公司通过收获用户数据并用于出售可实现个体定向的广告赚钱。用户使用Facebook和推特时间越长,“点赞”、点击和发帖越多,这些平台赚的钱也越多——丝毫不顾虚假信息和点击诱骗的激增趋势。

激增的趋势部分是因为受心理学驱动。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者发现,2006至2017年间,推特上的假新闻报道比真新闻获得转发的可能性高70%。最合理的解释是假新闻比真新闻更有猎奇价值,能激发更强烈的反应——特别是惊奇和厌恶情绪。那么,从假新闻中获得用户和收入的公司如何可以成为真新闻的可靠捍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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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传播虚假信息的机会有所增加。社交媒体大大扩大了各类报道的受众范围,从而延续了始于十五世纪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以来的进程。正如古腾堡的发明将知识生产的控制权从罗马教廷手中夺走,社交媒体让我们接收和解读信息的方式变得去中心化。互联网所带来的民主化大憧憬就在于它能够实现没有自上而下层级压制的传播。但结果让信息可信度不再有差异,不论来源为何。

但问题更加基本:就像爱戏谑的彼拉多(Pontius Pilate)对耶稣说的“什么是真理?” 曾几何时,真理便是上帝的话。后来,真理是科学的发现。如今,甚至科学都变得可疑。我们信奉证据是通往真理的正途。但事实可以轻易被操纵。这让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更糟糕的是,真理是权势人物炮制用来维持权力的。

因此,真理就像美,情人眼里出西施。这导致每一方都能够头头是道讲出自己的故事,而不太关注它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更一般地说,这三个因素——人类心理、科技带来的信息放大,以及后现代主义文化——必然会放大轻信和阴谋论。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它消除了民主辩论和思辨所需要的共同基础。但我看不到显而易见的解决之道。我不相信社交媒体愿意或能够管理好平台。它们知道“假”信息可以带来糟糕的政治后果。但它们也知道,不顾真相和后果传播吸引眼球的报道会带来高额利润。

这些公司解决假新闻问题的激励只有一个,那便是让自身因此早到的负面影响最小化。但是,除非说出真相有利于利润,否则期待它们做出改变纯属徒劳。最多只能知网它们做一些看得到的动作(不管多么肤浅),从网站上删除误导性信息或推断。但演戏式的审查,如删除特朗普的推特,无非是一种粉饰,并不能代表什么。唯一的结果是刺激特朗普的支持者,平复他的自由派反对者的陷入困境的良知。

其他办法——将国家有关部门负责管理观点——也同样不可靠,因为这会复苏一个无稽之谈,即真理来源只有一个(不论来自神还是世俗),应该由它主宰互联网。

我对这一难题没有办法。也许最好的方法是将公共秩序原则应用于社交媒体平台——煽动种族仇恨是一种冒犯。推特、Facebook和其他平台有法定义务删除仇恨内容。它们的一切决定都需要作为呈堂证供。

我不知道这样的措施效果如何。但肯定比放任关于什么才是“假”新闻的冗长无果的争论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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