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arless girl statue snow Drew Angerer/Getty Images

非常时期的金融稳定

坎布里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十年,决策者们总是在向我们保证,今天的系统已经安全了很多。崩盘罪魁大银行削减了高风险赌注,所有人——投资者、消费者和央行官员——仍保持着高警惕性。监管者努力确保银行业更大的透明度和问责性。但我们真的有这么安全吗?

正常情况下你会回答“是的”。十年前那样的全面系统性全球金融危机并非典型的七年一次的衰退。系统性危机频率显著降低反映了两个现实:决策者以改革为对策防止危机再发,以及通常投资者、消费者和政客要经过很长时间才会忘记上一次危机。

不幸的是,我们没有生活在正常时期。危机管理不能是自动驾驶,金融系统的安全性最主要取决于管理系统的人的能力。好消息是重要央行目前的人手配备和领导层仍然非常优秀。坏消息是危机管理牵涉到整个政府,而不仅仅是货币当局。而在这里有很多可以质疑的地方。

平心而论,如果下一场危机和上一场危机一模一样,那么决策者只需要遵循2008年所制定的方略,应对也至少可以和2008年一样有效。但下一场危机完全不同,(比如)源自严重的网络袭击,或全球真实利率的意外急剧上升、击垮高风险债务市场呢?你能诚实地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具备了处理大崩盘的技能和经验吗?很难,因为到目前为止,美国在特朗普当总统期间经历过的唯一的真正危机是,呃,正是特朗普当总统。

美联储主席杰伊·鲍威尔(Jay Powell)及其团队是第一流的,但如果源自外部的金融危机袭来,还有其他成熟之士吗?美联储无法所有事情靠自己;它需要政府其他部分给予政治和金融支持。事实上,美联储的操作空间比2008年小了不少,因为2010年多德-弗兰克(Dodd-Frank)金融改革大幅限制了其援助私人机构的能力,即使不援助将导致整个系统崩溃。国会僵局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吗?或者,也许在成为美国财政部长之前在好莱坞拍电影的史蒂芬·努钦(Steven Mnuchin)可以运用他得自他在2016年的电影《规则不适用》(Rules Don’t Apply)中表演的角色的洞见。

欧洲的问题类似,或者更糟糕。民粹主义导致了深刻的不信任和分裂,金融恢复力几乎肯定要比十年前弱很多。只要看看英国就可一窥端倪,作为与美国并列的全球金融中心,政治精英已经把它逼上了脱欧的悬崖。真的可以指望他们胜任地处置需要艰难的政治抉择和灵活的思维的金融危吗?英国很幸运,其财政部和中央银行有非常优秀的人才,但即便是最出色的研究者,如果没有政客提供掩护,也无法有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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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英吉利海峡对岸,关于欧元区负担分担的分歧将使它难以实施应对严重压力所需要的令人信服的政策。比如,全球真实利率大幅上升可能让欧元区各自为政的债务市场一片狼藉。

为什么下一场大危机不会等到20—40年后才发生,给我们充足的时间做好准备?但愿如此,但没人可以保证。即使监管在遏制银行风险方面取得成功,这一主要风险源也完全有可能转移到监管较少的影子金融系统。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全球金融系统在继续扩张,目前全球债务总额已接近200万亿美元。加强金融监管可能有助于遏制潜在风险增长,但未必能够降低风险。

比如,大银行“从账面上看”风险有所减少,但监管者必须竭尽全力监控移向影子金融系统、可以很快膨胀的高风险债务,这是2008年的沉痛教训之一。监管者很快就指出,银行要提高“流动性”资产缓冲以应对存款挤兑和债务滚存问题。不幸的是,正常时期相当“流动”的资产,在危机到来时常常变得相当不流动。

决策者说,2008年以来系统有所改善,这是正确的。但已经实施的零敲碎打的改革远远落后于需要: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阿纳特·阿德马蒂(Anat Admati)和普朗克研究所的马丁·赫尔维格(Martin Hellwig)指出,银行必须提高通过发行股本(或通过股息再投资)的筹资比例。不幸的是,势不可挡地成长的金融系统,加上日益恶劣的政治环境,意味着下一场重大金融危机可能会比你想象的来得更早。

http://prosyn.org/cEWhVVK/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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