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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戏剧性回归

伦敦—荷兰人以建造大坝闻名于世,这些大坝阻挡了横扫大西洋的大潮和大风。现在,荷兰人再次建成了一座大坝——阻挡民粹主义浪潮政治的大坝吗?自去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这股民粹主义浪潮便威胁着欧洲。

吉尔特·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的自由党(PVV)在5月15日的荷兰选举中令人意外地表现低迷,这似乎印证了这一点。尽管预测结果显示维尔德斯的支持率高达25%,但PVV最后只赢得13%的选票。如果在即将举行的法国总统选举中,选民再次表现出更加接近于荷兰而不是美国和英国的对仇外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敏感性,他们的决定将影响到全球政治、经济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欧洲大陆若能回归中间派,将强烈地表明,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运动在美国和英国所取得的出人意料的胜利主要不是因为失业和金融危机以来令人失望的经济表现、大量移民,或伊斯兰恐怖主义威胁。这一结论所依据的事实是,比起美国和英国,法国所承受的失业率要大得多,危机后衰退期要长得多,并且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斗争的问题也要严重得多。

如果德国选民在秋天也步法国和荷兰的后尘,回归政治中间派,那么移民也将从民粹主义的原因清单中除名。毕竟,德国所接受的外国人数量远远多于英国或美国。相反,民粹主义将更像是一个盎格鲁-萨克逊现象,其动机与其说是渔民和经济政策,不如说是特朗普和英国选民的保守的文化态度,以及导致两国老少对立、城乡对立、大学毕业生和文化层次较低选民对立的反常的人口分层结盟。

如果中间派在欧洲稳住阵脚,对经济的影响也将十分深远。对于大部分新兴经济体来说,欧盟是比美国更大的贸易伙伴。欧元也是唯一真正能够替代美元的国际货币。因此,欧盟继续坚守开放贸易、全球化和碳减排承诺或许足以阻止转向保护主义和否认气候变化的范式转变。而随着特朗普的当选,这两个转变大有不可避免之势。

全球领导层的如此变化需要欧洲经济表现发生很大起色。幸运的是,如果法国和德国的选民拒绝民粹主义政治,经济表现改善是可以期待的。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盟经历了长时间的经济萧条,这主要是因为德国政府否决了帮助美国2010年就走出衰退的货币和财政刺激。德国否决美国式量化宽松也是2012年欧洲单一货币濒临崩溃的主要原因。

但在2015年,欧洲政策和经济条件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欧洲央行终于启动了类似于美国的债券购买计划,但规模更大。欧洲央行购买了几乎三倍于欧元区净发行量的债券,有效地规避了欧元区规则,开始将欧洲政府赤字货币化,还在德国等坚挺经济体和意大利和西班牙等疲软经济体之间建立了一套互相支持系统。

欧洲央行的行动很快就扭转了欧洲银行体系四分五裂的局面,也消除了对欧元解体的担忧。这立刻就提升了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

到去年夏天,大部分欧洲国家复苏形势喜人,就在此时,新的分裂担忧接踵而至——这一回的原因是政治,而不是金融——一夜之间就压倒了经济条件的改善。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形成了一个预期:随着荷兰、法国和德国大选的巨型,欧洲可能将是下一块倒向民粹主义的多米诺骨牌。

当然,这一可能仍然不可忽视,因此,国际投资者仍然对欧洲保持谨慎。但如果投资者所担心的民粹主义胜利实际上没有发生,那么商业和消费者信心的大反弹将给欧元区带来巨大的投资流。

关键事件将是5月7日举行的法国大选第二轮。如果领先的中间派安曼努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胜出,法国将走上至少进行销量经济改革的道路。

这反过来将在法国和德国之间营造出更加合作性的关系。德国的两位主要总理候选人都渴望通过强化法德轴心重塑英国脱欧后的欧洲——而法国启动改革过程将让德国选民放心地相信德国政府放松欧盟紧缩不会是徒劳地填补无底洞。

这就引出了,如果中间派胜出,并且今年欧洲经济复苏能够加速,会引起怎样的意识形态影响。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欧洲“社会市场”资本主义模式立刻成为撒切尔-里根市场原教旨主义在主宰了30年破产后的合乎逻辑的替代品。事实上,美国总统奥巴马推动美国在宏观经济管理、金融监管、环境政策和医疗卫生等方面走向更大的政府积极主义。

但荒谬的是,欧洲却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在德国的压力下,欧盟成为货币主义、财政紧缩和金融市场的“纪律约束者”角色的最后堡垒。结果是2010—2012年爆发了几乎致命的欧元危机。

如果今年的选举最后产生了一位中间派法国总统和法德合作的复兴,那么欧盟令人意外的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沉迷很有可能寿终正寝。欧洲将出现比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更好、更加可持续的社会包容的经济复苏。果真如此的话,世界其他国家将再次把欧盟视为灵感来源和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