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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环境、社会和治理原则投资契机

发自巴黎—金融正朝着一个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而且正当其时。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主权财富基金都已经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经济包容性等方面做出了多项承诺,而这一切的目的都是将金融作为一种工具——而非目的本身——并订立各类远远超脱于财务回报的目标。

眼下全球有超过40.5万亿美元的资金是依据环境、社会和治理原则进行投资的。但是应该由谁来定义这个环境、社会和治理原则投资,而我们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企业发布的这类原则投资声明呢?由此可见,我们需要一套真正的全球原则投资标准,而欧洲则可以且应该在制定和实施这些标准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对企业非财务表现的评估根本不是一个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深刻的政治问题。第一步是选择衡量企业环境或社会表现的指标,然后再考虑如何构建一套欧洲、美国或中国要求所有试图进入其市场的企业必须遵守的环境、社会和治理原则投资底线标准,以及直接影响资金和投资流动的参考框架。

对这类指标的设计堪称一个构建主权的宝贵工具。鉴于欧洲在许多方面都是环境和社会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因此应抓住这一机会推动建立一种不同性质的主权来作为各项全球倡议的出发点。

自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2017年的一次演讲中倡导构建欧洲主权以来,欧盟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今,无论是应对新兴的数字垄断、英国脱欧的经济风险还是新冠病毒的公共健康威胁,成员国对捍卫欧洲主权的态度已经远没有以往那么纠结了。

为了维护自身的模式和价值观,欧洲不应只针对个别事件做出回应,而是需要积极主动地定义和启动一些具备境外影响力的措施。对企业非财务表现的评估可以成为一种更坚定自信主权的一部分,也得欧洲能够解决诸如气候变化,社会问题和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阵线等同样紧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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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欧盟已经为自己设定了多个意义深远的环境目标,首先就是在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为此欧盟最近制定了所谓的绿色分类法,这种标准化的分类方法可以评估70种经济活动的可持续性,而这些活动合共占据了欧盟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93%。

在社会方面,欧盟在2000年制定了《基本权利宪章》,并在2017年发布了《欧盟社会权利支柱计划》以赋予其公民更有效的新手段去确保能平等进入劳动力市场、争取公平的工作条件以及获取更多的社会保护。而在2020年10月欧盟委员会则提出了一项欧盟指令,旨在确保各成员国的劳动者都拥有足额的最低工资。

但在此欧洲依然还是是将自己置于守势。虽然欧洲希望通过建立这样一个环境和社会框架来保护自身主权,但却并不想将这些理念推广到其他地方。但全球经济中每个国家其实都会试图塑造对自己有利的标准,关键不仅仅是捍卫一种模式,而是要把它呈现给世界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自成立以来,欧盟经常因其迟钝和官僚式的繁文缛节而遭受批评。但在这么一个由27个主权国家组成的联盟中每一项决定都必定是谈判和妥协的结果,此外也不应轻率判定一个行为相对于一个规范而言究竟是好是坏。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欧洲的包容性治理模式可能使其在塑造全球环境、社会和治理原则投资标准方面具有竞争优势。

凭借其庞大而繁荣的单一市场、高储蓄率和强大的金融部门,欧洲可以通过扎基·拉伊迪(Zaki Laïdi)所说的“高于力量的规范”来潜移默化地影响这些标准。这与传统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完全相反,或者正如拉伊迪所说,“能够产生和建立一个世界性的规范机制,从而得以构建世界架构、遏制新进入者的不守规矩行为,为那些遵守规则(尤其是实力较弱)的人提供充分的机会去使规范足以制衡所有人,包括那些强者在内"

此外,由于衡量非财务表现远远超出了简单的会计核算,因此通过强调参与者透明度和共同责任来实现向更加有利于生态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过渡可能会成为欧洲这个新身份定义的基石。

当欧洲正在寻求摆脱其内部政治分歧的时候,欧盟有机会在不要求成员国支持特定经济模式,而是简单地坚持基于结果的手段的情况下重申其环境和社会价值观。尽管各成员国在历史和文化上存在差异,但它们也有着许多共同的价值观使之能够在性别平等或环保等问题上达成基本共识。

欧洲一体化的其中一位奠基人让·莫内认为,当主权根植于旧有模式时,它就会衰减。而在设计了一个与过往成熟治理模式有着根本区别的自主主权之后,欧盟现在必须通过将其势力扩大到单一市场之外来展现其活力。

与其他任何司法管辖区相比,欧盟更应该拥抱新的规范,而不是惧怕它们。通过要求在获准进入其市场之前对企业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进行评估,欧盟将得到一个独特的机会来维护其独特性和主权范围。

通过这样做,欧洲将可以为一项关于向可持续、弹性和包容性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过渡的必要全球辩论做出贡献。这一目标原本已经隐含在2015年世界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气候协定之中,而我们如今则有责任去公开宣扬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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