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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误量

伊斯坦布尔—我最近用了Uber(在线预订汽车和司机的服务),体验没有通常那么舒服。司机对路况不熟,更糟糕的是,他还不听导航仪的,明明应该向左转却向右转。当Uber如往常一样要我给司机评分时,我毫不犹豫地打了两分(满分五分)。我并不是心怀怨恨;我只是想别让其他乘客也有这么差的体验,我也希望这样的反馈能鼓励他改善工作或换个工作。

但两分意味着什么?这显然意味着低于平均分(三分)。但是,尽管我总是会选平均水平的司机而不是两分水平的司机,但由于在选择两分司机和瞎选之间,我还是会选择两分司机,因为害怕选到更差的司机让我不会选择冒险。这一众所周知的现象叫做风险规避——选到一分的风险压倒了选到五分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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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上周,我参与了骑士新闻挑战赛(Knight News Challenge)作品的打分;简单说,这是一个三分制体系:三分表示肯定,两分表示保留意见,一分表示否定。其中的思路是选择赢家,淘汰输家,并集中精力区别可上可下者。这有助于将注意力集中于需要做决定之处。

打分操作与被打分的东西一样,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的方法适合不同的情形。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一切都在被打分,不管你是职业法官还是试图弄清现代生活的个人。事实上,在我们为Uber司机打分的同时,他们也在为我们打分。

以争取基金的商业计划为例。一份计划位列十项计划的第九位,另一份计划位列20项计划的第八位;签一份计划很棒,但上升空间有限;后一项计划没有那么棒,但有卓越的潜质。这两项计划其实并不可比:一项是安全的选择,但不可能产生巨大影响;另一项风险较大,但最终可能更值得。如果你是购买理应有效果的产品的顾客,你会想要第九名(共十名)的计划;如果你是自认为能增加价值的风险资本家,你会想要第八名(共二十名)。

帮助人们清醒地思考这些数字十分重要。人们希望简化,但与此同时,在一个定向营销、定制化和精确化的世界,商家竭尽全力向顾客提供正中需求的产品,人们可以通过清醒思考和偏好具体化给自己赢得好处。

想象你得了癌症。医生说你还有两年可活,如果采取化疗,可能将“生存期”(医学术语,意思是多活五年)延长50%。换句话说,你可以选择带着些许痛苦让生命在两年的时间里逐渐凋零,也可以选择三年令人作呕的治疗、“化疗脑”、掉头发和失去生命尊严。

如果你觉得这些数字并不那么具有可比性,那就对了;这就是部分问题所在。(且这些数字可能是基于与你并不十分相似的有限人群样本得出的。)但是,尽管时机上有不确定性,其中的权衡还是十分明确的。当然,你真正需要的是治愈,而不是略微提高预期寿命,但这些都是不确定的。选择看起来很容易,但也许你只想活着看到你女儿毕业或儿子结婚。更好的理解这些数字是大有裨益的。

即使在人口层面,HICCup(健康计划协调委员会,我成立的一个创业组织)也面临着同样的复杂性。如何衡量健康改善?某位愚昧的分析师说:“20%的心脏病改善(减少)加上30%的糖尿病发病率改善(减少)等于50%的改善。”这是不对的。你应该将两种改善平均化,得到一个在20%和30%之间的数字。但你如何在糖尿病和心脏病之间、寿命延长和生活质量之间分配权重?

这也是任何部门都摆脱不了的数据的真实含义问题。我最喜欢的一个(悲剧)故事是关于俄罗斯消费者信用评分的。一位零售银行家曾告诉我,在做俄罗斯信用决策时,他的分析师面临数据短缺的问题,只好假设犯罪记录是挑出坏蛋的简便方式。

但在该银行处理数字时,他们发现,尽管大约一半申请低端高息信用者具有警方记录,但这似乎并不反映在偿还结果上。我怀疑原因在于没有警方记录者是居中的50%。最差的25%具有坏行为的警方记录。最好的25%具有卓越好行为的警方记录,比如拒绝贿赂、拒绝腐败等。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数字并不会告诉我们一切。我们最终专注于价格是因为我们可以衡量它,排除其他作用因素吗?这一现象让大部分航空公司处于亏损状态——顾客越来越不满意。质量曾经被包括在机票的价格中;如今,质量以选座、选餐等各种附加费用单独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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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选择的悖论(如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在同名书中精彩描述的)在于太多的选择混淆了我们,让我们后悔;我们如何肯定我们得到的正是我们想要的,胜过其他所有东西?

或者,说到底,最大的幸福来自不再担心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