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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与社会民主

牛津—在现代社会管理精英中,只有经济学家有诺贝尔奖可得,刚刚宣布的最新获奖者是奥利佛·哈特(Oliver Hart)和班特·霍尔斯特罗姆(Bengt Holmström)。不管经济学家获得如此独特地位的原因何在,诺贝尔奖光环可以也确实常常让有害于公共利益——比如推动不平等和增加造成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的政策获得信誉。

但经济学并非一家独大。一种不同的世界观将大约30%的GDP——用于就业、医疗、教育和退休金——配置给了最发达国家。这一关于应该如何管理社会的观点——社会民主不但是一种政治方向,它也是一种治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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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经济学假设社会由自利个体组成,他们在市场中交易,他们的选择通过“看不见的手”放大成一种效率状态(efficient state)。但这一信条在理论和实践中都不太稳固:其前提条件并不现实,其所支持的模式自相矛盾,其产生的预测常常出错。

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瑞典央行在1968年赞助成立。这一时间不是巧合。这项新奖项产生于一个由来已久的冲突:一方是富裕阶层(better off)的利益,即物价稳定;另一方是其他所有人的利益,即通过税收、社会投资和转移支付等手段降低不安全感。瑞典皇家学院(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颁发该奖项,但瑞典同时也是发达的社会民主国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瑞典央行与瑞典政府就如何管理信用的问题出现了冲突。政府的重点是就业和住房;而坚定的佩尔·奥斯布林克(Per Åsbrink)领导的瑞典央行担心通货膨胀。作为权限受限所获得的补偿,最后瑞典央行在其成立三百周年之际获得了赞助一项诺贝尔奖的殊荣。

在皇家学院内部,一群中右翼经济学家把持着遴选获奖者的流程。获奖者均为顶尖经济学者。一项对他们的影响、倾向和偏见的分析表明,诺贝尔奖委员会通过左与右、形式和经验、芝加哥学派和凯恩斯主义之间的僵化平衡保持公平的表象。但我们的研究表明,职业经济学家总体而言广泛地左倾。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最高决定者是斯托克霍姆大学经济学家阿萨尔·林德贝克(Assar Lindbeck),他以前是社会民主中人。20世纪七八十年代,林德贝克干预瑞典选举,援引微观经济学理论对抗社会民主,并警告说高税收和充分就业导致灾难。他的干预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当时所犯的巨大的政策错误上引开:信用去监管,它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的深度金融危机,也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危机的先声。

林德贝克的关注点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以及美国财政部类似。这些行动方坚持私有化、去监管化以及资本市场和贸易的自由化——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这套政策肥了商界和金融精英,导致了剧烈的危机,也破坏了新兴经济体增长。

在西方,根据作为华盛顿共识的基础的个人主义自利范式制定的重点为腐败、不平等以及对执政精英的不信任制造了温床——这也是理性选择、自我第一假设的意料之外的后果。随着发达经济体爆发此前发展中国家专属的失序,瑞典政治学家波·罗斯坦因(Bo Rothstein)要求瑞典皇家学院(他也是院士之一)暂停诺贝尔经济学奖直至查清这些后果。

社会民主的理论化不如经济学深刻。它由务实政策组合构成,在预防经济不安全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尽管几十年来饱受攻讦,社会民主仍然是提供市场无法高效、公平、充足地提供的公共品的不可或缺的关键。但缺乏正式的学界支持意味着即便名义上打着社会民主旗号的政党也无法完全理解社会民主��行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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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奖励有钱人和成功者,与此不同,社会民主建立在公民平等(civic equality)的前提上。这造成了有利于“一刀切”权利的偏见;但对于这一约束条件早已有了应对之道。由于经济学有着引人入胜的外表,而社会民主不可或缺,因此两种思想发生了演变以互相适应——这并不是说他们的结合是和谐的。

与许多不和谐的回音一样,离婚不是选项之一。许多经济学家应对经济学核心假设的失灵的办法是撤退到实证调查领域。但由此带来的合理性是有代价的,即丧失一般性:以地方实验为形式的随机化控制实验无法取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公益观。承认这一点的一个好的起点是据此遴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