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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的犹豫蓝调

纽黑文—经济减速常常伴随着犹豫时代(periods of hesitation)。消费者犹豫购买新房或新车,想着老房子和老车还能好好地用一段时间。管理者犹豫扩大招聘、购买新办公楼或建造新工厂,等待能让他们不再担忧落实新概念的消息。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应该对今天的 犹豫的影响保持多大的担忧?

犹豫常常很像拖延。你也许有一种说不清的怀疑,觉得需要再好好想想;与此同时,其他问题困扰着你的思考,让你做不出决定。如果你问人们为何拖延,很有可能得不到干脆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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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样的行为是如何普遍到足以让经济衰退的?事实上,暂停刺激经济活动的原因可能很难识别。

首先想到的是来自其他人正在犹豫的反馈。收入效应和群体心理可能放大个体犹豫。但必须有某种初始因素启动反馈环——某种犹豫的基本原因。

失去经济“信心”或是其中之一。20世纪50年代开始公开发布的信心指数以调查为基础,消费者和商界人士被询问关于商业活动和未来收入和就业预期的感觉。

关于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是另一个可能的由于原因。如果商界人士不知道将面临何种规则、税收或更糟糕的国有化,他们就有可能出现犹豫。这是一个很古老的概念,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提出;但这一概念没有得到很好的度量,至少直到最近是如此。

2015年的工作论文中,经济学家斯科特·贝克尔(Scott R. Baker)、尼古拉斯·布鲁姆(Nicholas Bloom)和史蒂文·戴维斯(Steven J. Davis)利用数字新闻档案为几十个国家构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指数。该指数覆盖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日本、俄罗斯、韩国、西班牙、英国和美国,构造方法为计算每个国家每个月包含“经济”(E)、“政策”(P)和“不确定性”(U)三词的报纸文章数量。

该指数的月度读数为包含这三个词的文章总数,除以目标报纸每月文章总数。请各国母语使用者对这三个词进行合适的翻译。该指数覆盖数十年,美国和英国更是追溯到1900年。美国的指数与期权市场隐含股价波动率(VIX)相关。

三名经济学家发现,他们的EPU指数先行于12个国家的经济收缩,在具备长期指数的两个国家中,EPU值在大萧条期间相当高。���到底是收缩引起了不确定性,还是不确定性引起了收缩?考虑到我们知道人们彼此存在高度互动,其中的因果关系很有可能是双向的,形成了一个反馈环。

更深刻也更有趣的问题是什么启动了这一不确定性。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可能影响公众对经济的思考——或避免思考——的现有叙事和观念的大致特征(impressionistic characterizations)。

对于大萧条,你也许会好奇高EPU值是否与20世纪20年代的过剩之后的社会趋势有关,它助长了对共产主义以及(在美国)对新政的担忧。你也许会好奇1933年希特勒掌权后对法西斯政权以及即将到来的战争的担忧是否延长了萧条。对预言了同名事件的约翰内斯·斯蒂尔(Johannes Steele)1934年的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The Second World War)的关注表明,对大战的担忧一定获得了大量的讨论,足以导致某些犹豫。对于活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来说,再来一次大战的想法简直是一场噩梦。

当然,大萧条是否真的因为这些叙事或观念而延长是无法证明的。我们如何知道哪些叙事影响了人们的思考?另一方面,我们相当确定这些叙事中的一些确实影响了人们对经济不确定性的感觉。

经济学家证明,人会表现出一种“情绪启发式”(affect heuristic),即用情感给记忆贴标签并让这些情绪影响决策的倾向,即使决策与引起情绪的原因没有关系。情绪错配可能导致执行功能障碍(executive dysfunction)、无法行动,即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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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类型的叙事在流传在当下——与日益兴盛的民族主义或担心移民对传统文化价值观带来的挑战有关——它们可能造成更大的犹豫。英国上个月的“脱欧”投票被全世界视为政治动荡的一个及其显著的警示信号。恐怖主义的日益频发又给这一趋势平添了生动的情绪面。

这些担忧会产生足够的经济犹豫导致世界再次陷入衰退吗?此次的任何答案都将是大致而不精确的。但是,由于后果极其重要,我们不能畏惧思考这些担忧怎样影响着经济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