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联合国气候大会能有新花样吗？

发自剑桥—当世界各国领导人齐聚格拉斯哥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国大会（COP26）时，人们对绿色能源的潜力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但严峻的事实摆在那里：化石燃料仍然占据着全球80%的能源供应，跟六年前各国政府在第21次缔约国大会上大张旗鼓地签署《巴黎协定》时持平。同时尽管许多经济体尚未恢复到疫情前的GDP水平，但世界将在2021年迎来有史以来第二高的年度二氧化碳排放增长幅度。

诚然，国际能源署最近发布的高级别报告《世界能源展望》——也是能源分析的黄金标准——通过更多地着墨于限制全球变暖的各类举措来为我们传达了一个乐观的信号。但与此同时，“让1.5°C的大门继续敞开”似乎涉及许多斡旋、创新、调整，以及（无可否认的）牺牲，以至于很难想象它在缺少了被大多数经济学家视为必要的全球碳价格时将如何运作——特别是碳税可以同时激励和协调减排工作并相应分配资源，而这些都是各国规划者根本无法实现的。

在美国，征收碳税的想法仍然是政治上的禁忌；它曾在近期的预算谈判中被短暂地摆上台面，却又像一个烫手山芋一样被抛弃了。相反拜登总统将推动包括转型电动汽车和停止化石燃料开发在内的一系列措施，虽说这些措施大多也不错，但加在一起可比碳税要昂贵得多，效率也更低。

而欧盟则通过其排放交易系统（一种替代碳税的上限和交易方案）在碳定价方面取得了更多进展。但即便如此，该计划目前也只涵盖了欧盟50%的温室气体排放且提供了大量免费配额。因此难怪新兴和低收入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们在被要求冒着本国经济发展放缓的风险来协助应对气候变化时会表现得如此冷漠。他们中的许多人反而会质问为何全球气候协议未能推动所有国家达到同样的人均排放水平。

就算全球碳税能神奇地成为现实，世界仍然需要一个向发展中经济体转移资源和技术的机制以防它们成为未来的主要排放者。我曾提倡专门建立一个世界碳银行，该银行可以存储各类专业技术，促进最佳实践的交流，并帮助向低收入国家输送数千亿美元的赠款和贷款。

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煤炭占到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30%，同时在印度和中国等国储量巨大且价格低廉。虽然已经有21个国家承诺会逐步淘汰燃煤发电，但这些国家几乎都在欧洲且只占全球燃煤发电厂总量的5%左右。中国最近承诺停止在国外建设新燃煤发电厂是一个好的开始，但该国本身生产的煤电占据了全世界的一半以上，而且许多类似越南这样的国家如今大概会自行建造更多的燃煤发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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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即便有了碳税，监管机构仍将面对无数问题，例如决定在哪里可以建造风力涡轮机、如何淘汰余下的燃煤电厂，以及可以在何种程度上使用天然气作为过渡能源。由于风能和太阳能是间歇性能源，因此有充分理由重新推动核电的发展，这就将涉及使用更安全的现代技术来建造大型发电厂和核潜艇中使用的那类小型发电机。

绿色政党可能会对这样的想法感到恐惧，但气候知识需要与能源知识相结合。到2050年实现“净零”二氧化碳排放（届时世界上的人口可能比现在多出20亿）是需要做出一些艰难抉择的。

说服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来直面这些抉择并不容易。今年夏天的风力不足引发了欧洲目前的能源危机，使那里的领导人只得请求俄罗斯总统普京为该地区供应更多天然气。同样，由于能源价格可能在今年冬天飙升，拜登也恳请欧佩克国家生产更多的石油——即便他的政府正试图减少国内化石燃料的生产。

致力于切断化石燃料投资资本的环境、社会和治理投资曾经风靡一时，有一段时间甚至似乎提供了丰厚的回报。但随着能源价格再次飙升，情况可能有所变化。无论如何，即使发达经济体——或许包括美国和顽固的澳大利亚——禁止化石燃料勘探，欠发达经济体仍将有强大的激励因素去扩大其自身二氧化碳排放资源的开采。

但令人欣慰的是国际能源署仍然认为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C是个可实现的目标（即便过程会相当艰巨）。然而不幸的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政治努力能否也能像科学家口中的地球那样快速升温却仍然是未知之数。因此当谈及联合国气候大会时，我们只能指望第26届能发挥出一点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