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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投资潜力无穷

北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全球经济“在太长的时间里增长太慢”。一个主要原因是全球贸易增长猛烈下降,世贸组织预计今年增长率只有1.7%,远远低于2008年危机前十年的平均值6.7%。光靠贸易已无法支持全球合作,因此必须辅之以更多投资联系。

目前,真正的全球水平投资框架尚不存在。但G20最近批准了世界上首个多边贸易纲领性文件,即《G20全球投资决策指导原则》。该文件所提供的一般框架对正在进行双边投资条约谈判的中国和欧盟来说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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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双边投资条约谈判已经进行了数论,焦点集中在增加投资保护和市场进入。更多轮次正在进行中,一些问题——包括监管透明度保证以及成立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仍未得到充分解决。

中欧双边投资条约将以涉及中国和28个欧盟成员国的现有双边投资条约为基础——这些条约可谓众说纷纭,市场准入条件和限制不尽相同。缺乏统一性是中国谈判单一条约的主要动机之一:中国想要确保中资企业在所有欧盟成员国获得平等市场准入权,避免因需要遵守不同制度而产生的成本和复杂性。获得欧洲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技能也是一大主要诱惑。

至于欧盟,它希望来自中国的资金能够刺激步履维艰的经济并为提高贸易打好基础。其主要诉求之一是中国采取负面清单(清单之外即开放市场准入)的方式管理市场准入,而不是通过冗长的政府批准流程。

在这方面,中国已经采取了一些步骤。去年12月,国务院决定对一切在华投资活动(不论来自国内还是国外投资者)采取负面清单市场准入制度。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和其他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负面清单试点。

但是,除了解决制度问题,中国和欧盟还需要克服投资和文化和概念壁垒。双方都必须致力于通过各种谈判机制增加互相理解与信任,鼓励“第二轨道外交”(规模较小的非国家行为人之间的互动)。在这方面,欧盟委员会已准备实施透明的“投资项目门户”——向欧洲公众以及中国和其他第三方投资者开放——以便利关于欧洲投资的信息、知识和资源的共享。

对双方来说,完成双边投资条约仍然前路漫漫。但这绝不是推迟投资合作的借口。在进行双边投资条约谈判的过程中,中国和欧盟必须追求三个主要目标。

首先,中国和欧盟必须贯彻2015年的协定——双方经济中的重要战略计划应该更好地融合。在中国方面,这包括“一带一路”计划及其结构性改革计划。一带一路着重于战略性投资,结构性改革着重于让经济进一步市场化以及鼓励创新。

在欧洲方面,这包括欧洲2020经济增长战略和欧盟委员会的欧洲投资计划(Investment Plan for Europe,即人们常说的容克计划),以帮助欧洲建立更具创新性、可持续性、包容性和活力的经济。此外,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16+1合作”应该更加透明,并融入广义中欧合作。

中国和欧洲的第二个主要目标应该放在保护和发展全球价值链上,全球价值链通过经济一体化促进贸易和投资。这些价值链的出现将全球贸易从零和博弈变为互惠合作的基础。

但欧洲(以及美国)的一些政治势力正在反对国际经济合作,要求回归昔日的保护主义。如果一国阻止另一国的商品或服务进入本国市场,全球价值链将受到干扰,产生一损俱损的溢出效应——树立壁垒的国家亦不能幸免。

考虑到这一点,欧洲和中国领导人必须坚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尽管这可能带来一些政治挑战,特别是在欧洲。对于服务业,这一点尤其重要。欧洲和中国需要向双边贸易开放服务市场,包括取消信息技术方面的现存壁垒、促进技术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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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和中国在通往双边投资条约的道路上必须追求的第三个目标是制定新的投资融资机制。这些政策双方各自都在实施:中国领衔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而欧盟由欧洲童子银行和欧洲战略投资基金(容克计划的一大支柱)。中国和欧盟应该利用这些平台促进投资融资方面的融合与合作。

目前,中国与欧盟之间的直接投资远少于中国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包括美国和巴西)之间。随着贸易增长的放缓,中欧双方都应该寻求尽快释放互相投资的巨大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