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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个渐进性的国际体系

发自雅典——西方发达经济体的政治局面目前处于自1930年代以来首次出现的动荡之中。侵袭大西洋两岸的严重通货紧缩正在唤醒那些在二战后沉睡的政治力量。政治生活再次充斥着激情——但却并非是以许多人所希望的方式。

右派势力陷入了反体制的狂热之中,即便这原本是左派的专利。在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大肆攻击其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与华尔街关系密切、鼓吹入侵外国领土并准备接受已经拉低了数百万工人生活水平的自由贸易协定——而且似乎有理有据。而在英国,脱欧使得那些撒切尔夫人的右派支持者摇身一变成为了国民医疗服务的热情拥护者。

Erdogan

Whither Turkey?

Sinan Ülgen engages the views of Carl Bildt, Dani Rodrik, Marietje Schaake, and others on the future of one of the world’s most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countries in the aftermath of July’s failed coup.

这一转变并非史无前例。民粹主义右派在通货紧缩时期就接受过准左派的理论。任何一个愿意捏着鼻子重温1920~30年代法西斯和纳粹首领演讲—— 包括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对社会保障体系的赞颂和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对金融部门的尖锐批评——的人都会发现,乍一看来这些呼声和渐进性目标似乎并无区别。

当前我们遇到的是中间派政治崩溃所产生的自然反应,而导致这一切的则是全球资本主义危机——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大萧条再到如今的大通缩。那些右派不过是简单地故伎重演,利用受害者对合乎道义的愤怒及沮丧情绪来推动自身臭不可闻的政治议程。

这一切都始于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基于“混合”经济,对不平等状况的遏制以及强大的金融监管的战后政治共识——的崩溃。这个“黄金时期”在1971年发生的所谓“尼克松冲击”中走向终结,美国也同时失去了维持全球资本主义稳定的从全球各地回收的顺差。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二战后期的霸权增长是与其贸易和预算赤字增长同步的。但是为了融资以维持赤字,银行必须从罗斯福新政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鼓励和管理支撑美国的财政和经常账户双赤字所需的向内资本流动。

当年经济金融化是目标,新自由主义是它的意识形态外衣,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时代的美联储加息则是它的 触发器,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位时最为接近这种浮士德式的魔鬼交易。当年的时机也再合适不过了:苏联帝国的崩溃和中国的对外开放为全球资本主义带来海量的劳动力供给——额外多出近十亿工人——令利润暴增并扼杀了所有西方国家劳动者的工资增长。

极端金融化的结果是巨大的不平等和深层次的脆弱性。但至少西方工人阶级获得了廉价贷款和房价升值来抵消工资增长停滞和财政转移支付减少的影响。

随后爆发的2008年金融危机令美国和欧洲产生了大规模的资金和人员供应过剩。纵使许多人失去了工作,家庭和希望,却有数万亿美元存款在各个全球金融中心之间流转,除此之外还有数万亿美元被绝望的央行抽出来紧急置换金融家造成的烂账。由于公司和机构投资者都不敢投资实体经济,股价迅速飙升,令社会金字塔尖的前0.1%的人喜���望外,而其余的人只能无望地看着那些愤怒的葡萄 “...... 不断膨胀和长大,直到采摘的那一刻。”

结果在美国和欧洲都有一大批负债累累且失去希望的人——随时可能被特朗普的恐慌言论,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的仇外心理,或英国脱欧支持者憧憬不列颠重新掌权的伟大愿景所诱惑。随着他们的数量不断增加,传统的政党不断衰落,由两个新的政治集团 取而代之。

其中一个集团代表的是自由化、全球化和金融化的旧三驾马车。它可能仍旧掌权,但其实力正迅速下降,正如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欧盟委员会、希拉里·克林顿,甚至希腊被注资援助后的激进左翼联盟政府所展现的那样。

而特朗普、勒庞、英国右翼脱欧论者,波兰和匈牙利两国的反自由化政府和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正在形成另一个集团。他们构成了一种民族主义国际体系——典型的通货紧缩时期的产物——集结了那些对自由民主制度的抵触情绪以及足以摧毁这一制度的力量。

这两个集团之间的冲突既真实又存在误导性。克林顿与特朗普之间存在一场真正的战争,就像欧盟迎战英国脱欧支持者;但对战双方与其说是敌人,不如说是同谋,他们之间维持着一个相互强化的无限循环,双方都用其反对的东西来定义自身并以此动员其支持者。

逃离这个政治陷阱的唯一方法是渐进式的国际体系,这是建立在团结遍布世界各地希望在全球重建民主政治的大多数人的基础上的。这听起来很乌托邦,但值得强调的是,所有原材料都是现成可用的。

美国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政治革命”,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对英国工党的领导,欧洲的DiEM25(欧洲民主运动组织):这些都是国际进步运动的预兆,也可以被定义构建民主政治的智力基础。但是我们正处于一个初级阶段,面临着来自全球三驾马车的强力反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对桑德斯的攻击,一个前制药厂说客对科尔宾领导地位的挑战,或是试图因为我反对欧盟的希腊计划而起诉我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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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通货紧缩带来一个极大的问题:人类能否设计和实现一个新的、技术先进的“绿色”布雷顿森林体系——一个使我们的地球生态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系统——而无需引发原有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前的那种大范围人民疾苦和破坏效应?

如果我们——渐进式的国际主义者——无法回答这个问题,那又有谁能回答?要知道目前正在西方争权夺利的两个政治集团甚至都不希望这个问题被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