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企业应当立刻撤出中国

发自华盛顿/伯克利/基辅——在最近访问美国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鼓励美国企业将中国视为一个亲密的贸易伙伴。但事实上美国企业应当想方设法将其供应链和其他业务撤出中国——趁现在还来得及，因为该国正通过各类故意且反复的行为走向一场与美国的经济对决。

几十年来西方政府执行了德国人所谓“以贸易促进转变”（Wandel durch Handel）政策的不同版本，希望借助与威权政权的经济互动实现全球稳定，减少国际对抗，（或许还能）促进更多民主。其理念相当简单：相互广泛贸易的国家不会让战争毁掉由此产生的利润和就业；繁荣和相互依存减少了进攻性行为。

这种策略在二战后不时能取得惊人成果。比如1952年建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将制造武器的关键原材料从国家政府手中移除并催生了今天的欧盟。德国和法国（随后包括其他西欧国家）通过相互贸易和投资紧密联系起来，使侵略和被侵略方都会因战争背负无法承受的成本。曾经最易发生国家间暴力的西欧地区（经常伴随着灾难性的全球外溢效应）因此变成了和平的堡垒。

但“以贸促变”远非必定成功之举，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项初始制度条件和意识形态的强度。而当今世界则包含了几个说明扩大贸易从民主角度来看已是严重错误的、突出且极其危险的例子，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就是其中最为显著的一个。

1991年共产主义统治崩溃后，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的政府得到了大量经济援助，并被邀请加入各大领先民主国家的俱乐部：G7（七国集团）变成了G8。可一旦俄罗斯在2000年代中期因油价上涨而致富，其领导人的言论和公众舆论的基调就急剧向反西方转变，而独立状态已经得到一代人的国际认可的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则被视为“非真正国家”。

那些好斗言论最终演变成了军事侵略。但俄罗斯在2008年入侵格鲁吉亚后并未面临全面制裁和孤立，反而与美国达成了“重置”并在欧盟能源市场获得了更大权力。2015年时任副总统的乔·拜登（Joe Biden）解释了美国政府这样做的理由：“我们所有人，都致力于构建我们过去希望——并且仍然希望——有朝一日能出现的那种俄罗斯：一种融入世界经济，更繁荣，更多地为国际秩序添砖加瓦的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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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俄罗斯和德国的北溪天然气管道就是“以贸促变”的典型事例。尽管尚不清楚此举究竟包含了多少比例的战略和商业动机，但最终结果是催生了一个坐拥海量财富、能够且愿意向邻国无辜平民发射大量导弹的危险暴君。

而站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背后的则是习近平。中国显然准备向俄罗斯出售后者想要的任何东西，包括导弹部件。西方的制裁远非完美，但中国极大促进了俄罗斯的货物流入。就像推动伊朗停止支持恐怖分子一样，中国可以对俄罗斯施加决定性的压力，要求它从乌克兰撤军。但该国并没有这样做，因为它也是“以贸促变”政策惨败的例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企业在中国经济中投资了大量资金，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在欧美大学学习或在西方企业工作。但这一切都未能使中国变得更加民主。相反在过去十年里习近平迅速推动中国走向极权主义，甚至撤销了毛泽东去世后实施的那些基本制衡措施。讽刺且令人震惊的是，中国用来压制异见人士，刺探西方国家并散播虚假信息的恰恰是西方技术。

更糟糕的是，近几十年来民主与专制国家之间的贸易似乎使前者更加依赖后者，而非反之。这在民主国家对俄罗斯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的反应中就体现得相当明显。欧盟极其不愿停止购买俄罗斯能源，并在2022年3月至2023年3月间向俄罗斯支付了1400亿欧元（折合1520亿美元）；数百家西方企业仍然留在俄罗斯（通过缴税和其他方式协助）资助战争。

2022年，美国直接从中国采购了价值5368亿美元的商品（此外还有270亿美元服务）——几乎是该国3.3万亿美元商品进口总金额的1/6。根据美国贸易代表的数据，美国对中国的直接外国投资估值为1260亿美元。所有这些贸易和投资都服务于一个旨在强化双边关系的数十年善意努力。但这个有利可图的商业策略也是一个失败的外交政策。

在华盛顿，越来越多的两党共识认为从地缘政治友好国家采购和将生产转移回美国是纠正市场本身无法解决的外部性的当务之急。其他急需的政策包括加速推广绿色技术以减少世界对恐怖主义政权的化石燃料依赖，以及禁止政治家、教育机构、智库和媒体接受来自敌对政权的资助（和影响）。

无论下一次美国选举周期发生些什么，预计都将对中国实施进一步制裁和无数其他贸易限制。除非中国领导层彻底改变方向，否则爆发一场大型贸易战的可能性只会越来越大。警告已是显而易见：美国投资者应尽快实现自身供应商的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