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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为什么无法根除

旧金山——欧洲和北美许多人惊讶地看到结核病仍然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之一。世界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感染了潜伏性或亚临床结核病,而且科学家预测其中10%会随着年龄增长和其他疾病影响免疫系统而表现出结核病的症状。2015年报告了超过1000万例新增结核病,而且近200万人因此而死亡。

有三个原因导致结核病无法根除:政治领袖不懂它背后的社会学、科学家缺乏有效的方式来打击它,而结核病不再对名人和富豪的生命构成威胁。

结核病曾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阶层,现在却只对最弱势群体构成影响。它因此成为专注社会正义的艺术家和活动人士的理想对象。耐药性结核病的发病率正在上升,因为贫穷国家的医疗卫生系统缺乏筛查结核病的资源和帮助患者接受治疗的方法。

印度、印尼、中国、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南非等六国在所有报告结核病例中占据60%的份额。俄罗斯可能有意隐瞒其结核病例,而有些非洲国家则不清楚国内有多少民众感染。

政治领袖未能掌握结核病背后的社会学因素。例如,自然灾害通常不会增加结核病感染率,但2010年海地地震后却部分因联合国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政策而导致结核发病率有所增加。难民营拥挤不堪,卫生条件极差;儿童长期营养不良,而经济刺激导致很多人长期在那里生活。

很多感染结核病的人没有投票权,包括难民、囚犯和贫困人口。监狱和贫民窟也是结核病的孳生地,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年轻女性可能感染她们的后代。世卫组织感染结核病的母亲“围产期死亡率增长六倍之多”。

特蕾莎修女曾在加尔各答贫民窟与结核病患者相处数十年,她观察的结果是,“当今最严重的疾病不是麻风病和结核病,而是被社会抛弃的感觉。”歧视、耻辱和孤立不仅是弱势群体的致命特点;它们加速结核病感染,并增加感染率。

我们或许可以借鉴在南美、加勒比和非洲开设结核病诊所的健康伙伴机构(PIH)的做法。负责管理项目的彼得·达罗巴奇告诉我健康伙伴机构对村民进行培训,教会他们迅速识别早期结核病并正确地加以治疗,健康伙伴机构还努力建设关注自决和同情等基本价值观的政策体系,这样的体系能使任何社会的抗风险能力得到加强。

创新往往源于全新领域认识能力和工具的引入。或许与其他传染病相比结核病与癌症具有更高的相似度。美国联邦药品管理局批准的唯一胰腺癌二线药品发明者,梅里马克制药公司副总裁达里尔·德拉蒙德告诉我结核病感染造成的肺部病变“与实体肿瘤非常相像。”事实上,结核性肉芽肿具有许多癌症的病理特征:组织缺氧、核心坏死、外缘胶原纤维化、周遭发展出毛细血管网和出现吞噬细胞。

如果德拉蒙德所言不虚,那么结核病防治工作者可以在其他医学领域寻找同时能缩短治疗时间、降低给药频率、降低成本和改善依从性的方法。德拉蒙德补充道,“我们正在想法设法在肿瘤治疗中达到上述目标。”

不幸的是,商业创新对结核病响应迟缓。正如世行行长兼健康伙伴机构创始人金墉所指出的那样,“在三大主要杀手——艾滋病、结核病及疟疾中——唯一有特效药可用的是艾滋病。原因很简单:美国和欧洲有市场。”

相比之下,结核病往往被视为属��“第三世界”或者穷人。全球某些最大最赚钱的制药企业,如阿斯利康和辉瑞,都对结核病“市场”不屑一顾。

1984年来协助领导全球抗击艾滋病和寨卡工作的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托尼·福奇的观点与众不同。“作为整体”,他提醒我们,“我们应当更关注周边国家劣势群体所过的生活。”北美及欧洲人必须从“油腻腻的商业钱匣中”抽出手来,将消灭结核病视为全人类的共同事业。

结核病对历史上很多伟大艺术家和活动家而言无疑是一个挑战。亨利·大卫·梭罗、埃莉诺·罗斯福、乔治·奥威尔、弗兰茨·卡夫卡、路易斯·布莱叶、华莱士·瑟曼和西蒙·玻利瓦尔都曾反抗异化、隔离和不公正。 他们都是死于结核病。

纳尔逊·曼德拉在一间阴暗牢房完成其27年刑期期间被诊断出结核病。从他的胸部抽出了两升液体,他在一家从未治疗过黑人患者的医院接受治疗。

如果这样的知名人士今天患上结核病,我们的政府和企业多快能找到治愈方法?每年死于结核病的400,000儿童有多少本来可以长大成人,通过艺术、社会活动和商业为社会平等而战,并激励我们其他人加入到这项事业当中?

翻译:Xu Bin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