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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互联网公地

华盛顿—自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揭露美国国安局监控全球公民和领导人以来,美国掀起了一场关于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和自由之间的恰当平衡的争论。这场争论最新的焦点是加密技术:科技公司是否应该开发加密用户信息的程序,让除了传送对象之外的所有人——哪怕是政府——都无法读取这些信息。这场争论全世界各国政府和公民都应该关注。

毫不奇怪,美国政府国家安全部门反对美国科技公司进行充分加密,指出如果有关部门得不到“后门”——让它们窥探信息的代码——美国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软件工程师将后门称为“弱点”,即刻意削减安全性的措施。他们认为,要求留下后门就好比要求汽车制造商采用有缺陷的发动机。

Erdo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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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由科技公司和公民社会组织组成的大联盟致信总统奥巴马反对后门。除了“危及每一位美国人的网络安全和国家的经济安全,”联署者指出,“引入新弱点削弱美国加密产品还将损害全球人权和信息安全。”

加密支持者的认识是“如果美国公司有能力按要求解锁客户数据和设备,美国以外的政府也会要求获得这一权限,从而也会向本国公司要求同样的权限。”美国政府无法反对,因为它自己也是这样做的。结果“将是到处是弱点的信息环境,可以被最残酷最危险的政权所利用。”

兹事体大,关乎“全球数字生态系统”的健康。联署致信奥巴马的科技公司明白,尽管它们是美国的公司,但它们的业务遍及全球,因此负有全球责任。它们也明白,在自利前提下,如果外国消费者认为使用美国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会让他们暴露在美国情报机构的监视下,这些消费者就会转向其他提供商。

许多外国政府的反应集中在如何确保和保护它们的“技术主权”上。信息可以跨越国界,但服务器和光缆是有物理地址的。

新美国开放技术研究所(Open Technology Institute at New America,由我担任主席)正在你与德国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lobal Public Policy Institute,GPPI)合作进行一系列关于“数字时代的安全与自由”的跨大西洋对话初始报告收集了来自十多家欧洲政府的18份方案,主题涵盖了新海底光缆、加密、本地化数据储存、国内产业支持、国际行为准则和数据保护法律等。

这些方案中有许多无法真正实现目标。但大部分提出的问题更多地属于合意性(desirability)而不是可行性范畴,从国家和全球层面都是如此。与美国公司一样,一个要点是区分国家和全球层面上的公司、经济和公共利益。赢得这一权利事关全世界公民。

首先,数字保护主义与其他任何类型的保护主义一样值得怀疑——卫生、安全和社会团结问题除外。“技术主权”很容易成为要求公民只购买本土科技产品的托辞。

此外,规则的制定应该全球化,而执行应该国家化。互联网本质上是一个由国家(state)和非国家行为人组成的实体(country)。我们有责任确保它是个自由、开放、人人都能进入的实体,对普世人权起到促进和保护作用。

2011年,经合组织采取了一组优秀的“互联网决策原则”(Principles for Internet Policy Making)。原则1要求决策者“促进和保护信息的全球自由流动”;原则2要求促进“互联网的开放、分散和互联的性质”;原则8规定了整个互联网的“透明性、程序正义和可问责性”;原则11促进“创造性和创新性”;原则13“鼓励公司促进互联网安全”。

其他国家和地区组织也遵循类似的指导原则。要点不在于具体的用词甚至内容,而在于承认这些原则是全世界决策者必须遵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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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讲,“技术主权”概念的利弊仍不明朗。它使数字空间听上去类似于领空和领海,一种接近或由物理领土衍生出来的概念。新美国-GPPI报告的标题是《技术主权:文不对题?》(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 Missing the Point?)。报告作者认为,“数字隐私和安全主要不是取决于数字在真实世界的何处储存或发送,而取决于它如何储存和传输。”至少对数据目的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后领土时代。

将主权和领土脱钩很难办到,特别是在斯诺登向全世界揭露了一个国家的技术触手可以伸到多远的情况下。但是,更大的教训是,在数字世界中区分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也许既不可能,也具有深刻的反作用。我们需要新的地图和思维,以及新的商业、公民活动家和所有理解国家安全必须包括隐私保护和言论自由的人所组成的新联盟。我们需要新方法让政府和公民共同参与一个全新的、令人兴奋的、危险的、大部分仍未得到探索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