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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不断变化的自由赤字

达拉谟——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AKP)2002年上台时曾承诺会给予虔诚的穆斯林宗教自由。十四年后,正义与发展党最不可能带来的就是“自由”。

今天,就连正义与发展党的支持者也要仔细衡量自己的言论,唯恐被视为批判政府或者同情敌人。7月15日针对埃尔多安政府的政变失败后坚持这种做法更加必要了。现在,销毁与正义发展党敌人——特别是隐居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被指策划此次政变的伊玛目费图拉·居伦有染的任何证据——关系到自我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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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土耳其民众隐藏自己的爱好和信仰绝不是埃尔多安政府的创举。在二十世纪20到50年代世俗政府对土耳其的统治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直到2002年,虔诚的土耳其人要想在政界、军界甚至商界出人头地就必须淡化自己的宗教信仰,小心翼翼地避免表态支持政治伊斯兰主义。

正义与发展党之前三任伊斯兰党派领袖均不满于世俗政府阻碍宗教表达。他们认为法国式的政教分离已经败坏了土耳其文化。虽然小心翼翼地并未对宪法提出公开挑战,从1971到2001年,他们还是相继被视为对世俗主义构成威胁从而遭到取缔。1999年,埃尔多安本人也因为朗诵一首被视为煽动宗派暴力的诗而被捕入狱。同年,因宣扬伊斯兰国家而接受调查的居伦移居美国。

因为同样反对世俗政府,居伦的服务运动和正义与发展党是天然的联盟。事实上,在长达十年时间里他们密切合作对抗土耳其的世俗制度。在2010年一次宪法公投结束了世俗军队对共和国牢不可破的控制之后,虽然就改革的具体方式依然存在某些分歧——甚至是紧张局势——但他们看到了改革土耳其体制的历史性机会。

时任总理的埃尔多安开始按照他本人保守的伊斯兰教理念来改革土耳其社会。宗教教育得到加强。同时收紧了对酒精饮料的限制。妇女接到指令至少要生三个孩子,之后,女性在公共场合大笑又被禁止。那些未能被新闻媒体和正义与发展党收买的群体最终又借助惩罚性税收和让不合作记者遭受牢狱之灾而被轻松制服。世俗土耳其人曾经是主导现代化的政治排头兵,现在却被定义为不讲道德、体面甚至不属于土耳其。

但因为埃尔多安和居伦阵营紧随其后的权力斗争和其他因素,虔诚的穆斯林也未能避免恐惧。虽然居伦的支持者最初在正义与发展党治下共享特权红利,包括在政府雇用及合同方面的优惠待遇,但紧张局势却在2013年达到了高潮,当时居伦派份子试图将埃尔多安牵连进一场腐败案件调查。埃尔多安则以从国家机构中清洗可疑居伦份子的方式来进行报复。

随着两位学者发现针对旧有世俗体制的几起耸人听闻的法律案件证据纯属伪造,正义与发展党官员开始将所有司法领域的不当行为都推到居伦头上。尽管没有人怀疑正义与发展党知道包括数百名将军在内的案件受害者遭到诬陷,但因为害怕被贴上居伦“平行集团”的标签,所以没有几个土耳其人敢站出来讲话。

在土耳其历史上最血腥的政变企图结束两个月后,土耳其人仍在不停地谈论超现实轰炸,坦克开上街头的电视画面和包括数万人被捕在内的残忍的政府对策。有人怀疑埃尔多安是否谋划了此次政变借以开展这次历史性的清除。当然,这些问题都是私下提出的,掺杂在对服务运动的新叫法“费图拉恐怖组织”的愤怒声讨当中。土耳其人知道政府可能将与居伦最微弱的联系(无论多么陈旧和微弱)等同于叛国。

即使现在尚未获刑,但那些所谓的同情者正在大批失去工作。拿过居伦奖学金的人成为主要嫌犯,遭到怀疑的还有数百万曾与居伦企业打过交道的人。居伦份子的资产正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规模最大的一场财富争夺中遭到查封。在这样的情况下,歌颂正在遭受灭顶之灾的居伦慈善机构的功绩无异于职业自杀。

这种做法何止是过分,尤其因为无论居伦本人扮演了何种角色,政变都不是居伦份子可以单独发动的。诸多派别的不满官员和谋求高升的机会主义者都参与其中。政变的失败可能归咎于信息被事先泄露,导致很多同谋者,包括某些重要的军事部队,从这次阴谋中撤出。

当许多将军、情报官员和其他官员得知政变消息时态度犹豫。埃尔多安的高级将领和首席情报官即使在刺杀小组潜入其度假官邸时,也隐瞒他长达数小时之久。许多土耳其安全官员所采取的等待和观望做法最终导致某些人入狱。而在其他土耳其人当中,无疑也不乏在最终表态反对居伦前,观望政变将如何结束者。

正义与发展党及其众多反对者就一件事达成了共识:即如果政变得手,镇压将会严厉得多。而且事实上,正义发展党的支持者远多于居伦主义者。但正义与发展党过去十四年来树立了许多不共戴天的仇敌,数百万土耳其人都会对其领袖被捕入狱表示庆贺,即使那些领导人中有不少人宣称自己支持埃尔多安是假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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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土耳其离建立成员言论公开自由的诚实社会远得不能再远了。正在进行的政治迫害导致所有派别的民众担心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他们避开灾难的方法是在社会、政治、知识和宗教领域装糊涂。这种无处不在的虚伪强化了土耳其政治危机不断爆发的基础。

翻译:Xu Bin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