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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破贸易保护主义的虚张声势

布鲁塞尔—近几年来,关于全球化的大部分报道都集中于它的问题,比如贸易水平下降和“大区域”贸易协定遭到抛弃等。诚然,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已经中止了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TPP)——一份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十多个环太平洋国家之间的贸易协议;并且美国与欧盟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谈判也已经停止。

但新闻标题有可能起到误导作用。尽管新贸易协议可能引起争议,但保护主义取得胜利的可能性极小。即便在美国也是如此。特朗普凭借强硬对待墨西哥和中国等主要贸易伙伴的承诺赢得大选。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并没有采取预示着保护主义新时代开始的行动。而在欧洲,经济开放的好处早已众所周知,与日本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正在进行中。

如今,大部分发达国家仍保持着相当大的开放性,这一模式有望继续存在。对保护主义政策的支持的新的暴增需要多个强力利益集团联手组织一场矛头对准现状的运动。目前,平均关税税率几可忽略(美国和欧盟都不到3%),谁会去支持提高壁垒?

在过去,同一行业的工人和资本家会组成联盟,游说要求保护。他们的利益一致,因为提高关税让工人能够要求更高的工资,而资本家仍然可以因为缺少外国竞争而获取更高的利润。臭名昭著的1930年史穆特-霍利(Smoot-Hawley)关税就是这种游说的结果,许多人认为它是大萧条的原因之一。

但如今,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不再一致。大部分制造业现在由跨国公司主宰,它们在许多国家都有生产工厂。中国尤其明显,美国和欧洲公司都在中国有着巨大的投资。任何伤及中国经济的政策都会导致它们自己也受伤。

外国所有的企业目前贡献了中国出口的一半左右;而美国企业是最大的对华投资者。因此,如果特朗普兑现竞选承诺,对中国商品征收45%的关税(这很有可能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则),将严重影响到美国跨国公司的利润。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政府的保护主义论调都来自特朗普和他的一些学术界顾问,而不是来自在其内阁中担任要职的有经验的CEO们。

今天的另一大不同之处是许多企业都是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在全球价值链中,墨西哥和中国进口商品零部件进行组装,其中最先进的零部件往往来自美国。如果这些国家对美国进口品采取以牙还牙政策,那么出口这些零部件的美国公司将遭到冲击,收取海外知识产权特许费的公司也将蒙受损失。

希望对中国或墨西哥“强硬以待”的人宣称他们的目标是说服美国公司把生产全部放在美国进行。但组装常常属于低技能、低工资的价值链底端工种。因此,对中国制造的产品征收关税只能让组装业务转移到其他低工资国家,而不会回流美国。

墨西哥也是这样。美国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无助于在美国创造高薪岗位。值得注意的是,在20年前反对NAFTA的美国工会并不没有为特朗普威胁墨西哥的举动摇旗呐喊。

平心而论,问鼎总统宝座让特朗普有了很大的权力影响贸易政策,因此,不可忽视他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安抚取悦支持者的可能性。但最终,在美国并不存在对回归闭关锁国的一致的支持。

与此同时,欧洲一直在向反方向和发展。欧洲跨国公司也在中国经济中有着巨大的利益,而欧盟制造业对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出口目前比美国高出近一倍。许多欧洲人将贸易视为机会,而不是对就业的威胁;甚至最顽固的欧洲反全球化者也对增加保护主义没有���么兴趣。

但是,既然眼下并没有多少人支持逆转自由贸易,为什么大型贸易协议还会遭到如此大的反对?在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长期停滞不前,就业机会也迅速缩水。当这些趋势碰上贸易赤字高企的现象,这两个问题就形成了一股政治合力,尽管大部分研究表明自动化才是制造业占总就业比重不断下降的更加重要的因素。

欧洲制造业表现要好于美国。但仍然爆发了反对TTIP的示威——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反对欧盟目前与加拿大的贸易协议的示威——因为一些人反对据说会让本地标准和监管低贸易伙伴一等的“新”协议。大型贸易协议通常会引入新的卫生和安全要求,这些要求的政治影响比降低已然很低的关税大得多。特别是北欧国家坚决保护自己的本地标准,不能容忍吃氯消毒的鸡或转基因水果蔬菜,尽管没有科学证据表明这类生产方式会造成健康威胁。

但大区域贸易协议在发达经济体不受欢迎并不意味着回归保护主义广受支持。贸易自由化的“自行车理论”——不前进就摔倒——是错误的。欧洲决策者应该忽视来自特朗普政府的保护主义噪音,专注于捍卫当前全球贸易体系和自由国际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