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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国际主义已死?

梅德福德—一百年前的这个月,美国总统威尔逊正在犹豫要不要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个月前,威尔逊赢得连任——部分要归功于他所承诺的中立政策,而如今他准备抛弃这一承诺,同时也要抛弃“美国第一”的口号。而到了80多年后的今天,一位美国总统又拾起了这一口号,准备采取与威尔逊所信奉的信念截然相反的外交立场。

直到1919年一战结束后,威尔逊才制定了其“自由国际主义”的外交政策愿景:支持集体安全,促进民主国家间的开放市场,并由最终需要依靠美国的多边机构来管理整个体系。尽管美国参议院最初拒绝了威尔逊的方案,特别是其加入国联的主张,但到了1933年后,富兰克林·罗斯福修改了自由国际主义方案。罗斯福的方案奠定了此后大部分美国总统的外交政策基础——直到特朗普上台。

特朗普所鼓吹的“美国第一”方针包括抛弃北约、轻视欧盟以及对德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嗤之以鼻。它还拒绝经济开放,比如特朗普决定退出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TPP),并要求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特朗普还表示要反悔巴黎气候协定。

和威尔逊不同,特朗普似乎认为保持和深化与其他民主国家的关系毫无价值。相反,他似乎更倾心于极权领导人——特别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常常将民主国家领导人晾在一旁。

平心而论,如果威尔逊活到今天的话,也许会在一些问题上与特朗普持有相同观点,不过他所提出解决方案会与特朗普截然不同。比如,威尔逊可能会同意特朗普的全球市场过于开放的观点。美国银行和企业可以随心所欲地输出资本、技术和就业岗位,而不必或只是略微考虑这样做的国内成本,这的确是个问题。

但威尔逊的解决方案可能会集中在制定和实施改进的监管上,通过由民主国家主导的多边进程来解决问题。类似地,他可能会提出旨在推动公益的财政政策,提高最富裕的公司和家庭的税收来支持基础设施开发、高质量教育和全民医疗。

简言之,威尔逊的计划将更接近于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或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强调能实现共同繁荣的社会福利制度。相反,特朗普鼓吹为富人减税,并似乎准备采取某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乃至裙带资本主义——通过保护主义政策和为支持美国制造的公司提供特殊激励实现。

另一个威尔逊可能与特朗普一致的问题是我们不能假定民主是一种拥有普世吸引力的普世价值。和特朗普一样,威尔逊可能不同意小布什和奥巴马执政期间所采取的、作为美国外交政策基础的理想化的民族(nation)和国家(state)建设模式。

但即使在这方面,仍是异大于同。特朗普认定美国根本不应该关注世界其他国家,除非能获得实打实的回报。相反,威尔逊想为了世界的命运推广民主,但是以间接的方式,通过与国联合作实现。他认为国际机构、法治、共同价值观以及一个具备民主愿景的精英阶层能够确保集体安全和和平的冲突解决机制。他相信,美国治下的和平终有一天将变成民主治下的和平。

这个愿景是美国“例外论”的根源。其观点不仅仅是美国是克林顿所说的“不可或缺的国家”,其全球力量使其成为一切重要的国际问题的参与方;而是美国能够期待其他国家的顺从,因为它超越于狭隘的自利,维持着一套支撑(特别是全世界民主国家间的)和平、合作与繁荣的国际秩序。

并非所有美国总统都遵循威尔逊的领导。自由国际主义的憧憬曾被三届总统抛弃,即从1920年的哈丁开始,直到1933年罗斯福上台。特朗普上台后,自由国际主义再次遭到抛弃。“从今天开始,将有一个新的愿景来治理我们的国家,”特朗普在其就职演说上宣布,“从今天开始,只有美国第一。”

但威尔逊的愿景也许并不那么容易抛弃。回顾二十世纪,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迫使美国决策者采取自由国际主义。今天,一个喧嚣的世界同样可能再次唤醒自由国际主义的深刻而持久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