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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对阵精神病患者

墨尔本—被控去年夏天在科罗拉多州奥罗拉(Aurora)满座剧院纵火的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 Holmes)没有犯罪记录,但在事件发生前就诊过精神科。被疑谋杀母亲并枪杀康涅狄格州某小学20名儿童和6名成人教职员工随后自尽的亚当·兰扎(Adam Lanza)从未陷入过法律纠纷,但被诊断为“人格失常”,即亚斯伯格(Asperger)发育失常症候。挪威的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亚利桑那州的杰瑞德·李·拉夫纳(Jared Lee Loughner)、弗吉尼亚州的赵承熙(Seung-Hui Cho),这些大规模杀人案主犯都有精神病。

事实是,决定随机地屠杀大量无辜人群反映了深度思维紊乱,而这有可能是精神病的反映。但是,与流行的看法相反,这并不意味着精神病患者很危险或有暴力倾向。认为他们如此——以及引起这一看法的报道——正在让广泛存在的妖魔化精神病患者的现象变本加厉,增加他们的痛苦,也使他们无法完全融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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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所认为的与精神病相关的暴力风险与事实并不一致。比如,在美国,大约42%的成年人相信压抑的孩子可能是危险的。70%的美国人相信就诊精神科的病人可能是危险的。但是,根据美国精神病协会的数据,在任意给定年份,精神失常者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但只占暴力犯罪比重的4—5%。事实上,精神病患者如若得不到治疗,或者滥用酒精和毒品,他们确实更容易做出暴力行为,但这一风险很小。

个人经验通常与精神病和暴力之间存在联系的观点不符。一份美国公众调查发现,68%的成年人至少认识一位曾就诊精神科的人,10%认识5个甚至更多,但只有9%曾受过这类人的威胁或人身伤害。与精神病患者密切接触的群体,比如精神健康专业人士和反常人士家属,最不相信他们有危险的说法。

引起这一经验和感知之间的矛盾的罪魁是媒体。媒体频繁地将精神病与暴力行为联系起来。一份对美国报纸报道的研究发现,39%的精神病报道的中心点是暴力和危险。在德国,1990年关于两名精神分裂症患者暴力袭击著名政客的详细报道导致德国公众认为精神病患者是危险的。

对导致多人死亡的暴力行为的报道往往会特别详尽。公众免不了要寻找某种解释,而媒体会深入挖掘任何案件与精神病之间的潜在关联以提供解释——熟人对他“怪异”行为的报告啦,离群索居啦,曾经与精神卫生专业人士有来往啦,如此等等。

与此同时,辩护律师会试图通过精神错乱来为当事人争取轻判,比如布雷维克的律师就试图这样做。布雷维克杀了77人,以此抗议他认为对挪威形成威胁的多元文化论。尽管这样的策略很少成功——布雷维克被判入狱21年——但会被广为报道,在公众脑海中形成犯罪与精神病之间的关联。

认为精神病人有危险的现象是全球性的,但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情况比发达国家更普遍。主要的例外是美国,由于容易搞到军火,美国的杀人率——以及持枪杀人率——在发达国家名列前茅。

美国的多起杀人案引起了国际关注,媒体报道总是强调袭击者的精神病或精神失常状况,这形成了世界对精神病的感知。拉夫纳在2011年枪击了19人,包括女国会议员吉福兹(Gabrielle Giffords),这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法院下令对其精神能力的评估也被全世界所熟知。

事实上,在地球的另一边,《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在枪击后的半年时间里160次提及吉福兹,而在枪击前的一年中总共只提到了1次。尽管大规模枪击在美国是极其罕见的事件,但媒体报道持续强化着国内外的消极感知。就这样,美国也许在向全世界出口精神病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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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赵承熙的精神病史也被广泛讨论。此外,他的精神卫生记录在两年后被公之于众,再一次将他的罪行——杀害32人,致伤17人,然后自尽——和他的精神病联系起来。

在这样的环境下,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枪支管制措施——包括加强背景审查要求、增加年轻人精神卫生项目资金支持——具有全球重要性。扩大精神卫生服务范围是一个积极的步骤,可能有利于美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但关键之处在于不能让这一联系滋生精神病人是危险的感觉。美国立法者和媒体机构必须利用其国际影响力减轻饱受精神病折磨的人们所受到的波及全球的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