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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维瑟尔谦卑的高贵

巴黎——这一切起源于一个逝去的世界,这个世界位于罗塞尼亚、布科维纳和加利西亚之间,这片被遗忘的土地曾经是哈布斯堡帝国和欧洲犹太人的荣耀所在。70年后,这个世界只剩下断壁残垣的宫殿、空空荡荡的巴洛克式教堂以及被夷为平地后再未重建的犹太教堂。现在,这个世界又失去了最后一位见证者:埃利·维瑟尔。

维瑟尔在这个消失的世界中顽强地存活了下来,并如凤凰涅槃般浴火重生。带着恐惧和颤抖,他将自己的第二次生命奉献给这个世界,让那些被毁灭的人得以重生。对我而言,正是这些让暗夜上帝的使者等书的作者显得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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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以后的那些年,维瑟尔的声望直逼那些最伟大的伟人。他像耶胡迪·梅纽因一样收获了全球民众同样博大而经久不衰的敬佩之情。但他从未忘记那个普通犹太人耶胡迪的身份,他只是一个在纽约或巴黎通过海关时仍会紧张到心跳的幸存者。

维瑟尔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任务,这个任务曾经根本不可能完成:成为锡盖特乞讨者、滑稽笨拙的贫民窟哈希典人以及面对上帝的沉默曾经在走向死亡前为自己念诵悼文的无数同营犹太人活着的纪念碑。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他只有依靠自己的语言,尽管这甚至不是他的母语,只是他在15岁那年在被驱逐儿童孤儿院里学到的法文,后来还有他的小提琴。没有维瑟尔,无数已经灰飞烟灭的鲜活的生命也许留不下任何踪影。

我不知道维瑟尔是不是“伟大的”作家。但我深信他像我的另一位朋友本尼·勒维一样,相信像他这样的犹太人来到这个世界不是要以文学为手段来谋生。

维瑟尔的著作既没有卡夫卡式的庄严和高贵,也没有普鲁斯特式的充满矛盾的崇高。他的著作也许没有保罗·策兰般的简洁优雅,后者曾写道在他们共同的国家只有书和人。

但他却是揭露集中营难以启齿真相的极少数人。像普里莫·列维和凯尔泰斯·伊姆雷(还有多少其他人?)一样,他们瘦弱的身躯背负着600万犹太人的灵魂,要把他们几乎令人难以觉察的存在写进伟大的死亡之书中。

他另外一项伟大的美德或许是通过自己的著作以及受他著作所启迪的头脑确保大屠杀这种异常事件的黑暗记忆不会排除与所有其他种族屠杀受害者团结的热情。

我曾在1979年柬埔寨边境上第一次描写维瑟尔,他那熟悉而略显凌乱的头发就像乌黑的机翼悬在瘦削、帅气的头颅上空。我记得他首次批判了竞争受害地位者的可悲而愚蠢的理论,这伙人要求我们选择自己的受害者——这次或那次种族屠杀的烈士——犹太人或是高棉人。

我记得7年后在奥斯陆再次与他会面,在那里我陪伴他接受了他如此渴望的诺贝尔奖。有一会儿他的脸色突然变得阴沉,就像因为某种不明的原因而感到焦虑那样。悲伤在他的表情中显然已经占据上风——他的神情可以从快乐、喜悦和可爱调皮一瞬间转化成因为目睹人类最残暴的恶行而永远不可能恢复的无边无际的悲伤。

“诺贝尔奖”,他若有所思,“从现在起我将是一名诺贝尔奖得主,但只有拉比(Rebbe)这个头衔才真正重要,我知道我还不够资格。我知道自己现在而且将永远是拉比的学生。”

之后还有维瑟尔最后一次与弗朗索瓦·密特朗会面,后者是爱丽舍宫的斯芬克斯和马基雅维里。在之前的见面中,来自锡盖特农村和夏朗德资产阶级的这两位伟人曾经进行过增进双方感情的长时间的深入交流。在总统的影响下,维瑟尔似乎重温了与密特朗同名的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神圣关怀,莫里亚克在维瑟尔从奥斯威辛返回时为他提供庇护,并以此为缓和犹太和基督徒间长达千年的紧张关系尽了自己的力量。

但之后,在最后一次会面时,维瑟尔一点一点了解到密特朗和马瑞斯特王子居然在其忠实副手皮埃尔·贝雷戈瓦自杀那天兴高采烈地去打高尔夫球,而且密特朗直到最后一刻都在为维希警察头目和犹太人的控诉者勒内·布斯凯辩护。维瑟尔是否受到了欺骗或者参与了阴谋?他曾经认识被控的犹太人。现在自己却成了官方犹太人的代表,他似乎没有记住Pirkei Avot(《父辈的伦理》)一书中那句令人毛骨悚然的格言:“切勿与统治者寻求不当的亲密关系。”父辈们知道这种神圣化背后的诱惑是欺骗和陷阱。

维瑟尔的伟大之处在于无论如何,他从未丧失人性,一直是个谦卑的犹太人。他的高贵源于他从未忘记维兹尼茨拉比的教训,即使在他穿上学者长袍之后也不例外,他背负着某些人的重担,这些人身着长衣、头戴皮帽,一直想像领导犹太人大屠杀的波兰贵族那样生活得优雅精致。

我相信作为知名学者、著名大学教授和总统顾问,维瑟尔在漫长的一生中从未有过一日未曾花费整整一个小时钻研犹太法典《光明之书》,因为他知道开始时自己可能一无所知,但却是真正庆典所要付出的代价。

犹太人在锡盖特也是如此,坚信有一天救世主会来。今天我们同样应当如此,相信无论柬埔寨、达尔富尔、叙利亚大屠杀,还是地球上无论哪里赶走人身上的魔鬼都不应让我们把目光从拯救记忆、意义和希望的神圣事业上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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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埃利·维瑟尔的教训。愿它能引领我们渡过这个被罪行、干扰和健忘所困扰的令人焦虑的时代。

翻译:Xu Bin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