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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技术进步的错觉

上海-作为经济增长最快的大国,中国科技进步的速度也同样令人赞叹。给定中国巨大的GDP总量,2.2%的国民收入用于科技研发当然是个不小的数字。但短期里中国要把研发密度提高至日本、韩国和以色列等科技创新强国的水平是不现实的,这起码需要15-20年的时间。投入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研发投入的产出水平。在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方面,中国跟世界前沿的距离可能比大多数西方人想象的大得多。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拥有华为这样的极少数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公司似乎也不足为怪。但在很多西方人的眼里,中国似乎已经在科技领域站上世界的前沿。美国经济学家Larry Summers今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一个高端会议上曾经说,一个人均收入还只有美国22%的国家,可以拥有世界最尖端的技术和技术公司,历史上极为罕见。Larry的这一看法极具代表性,他们把中国已经想象成了欧美主要科技强国面临的最可怕的竞争对手。不仅如此,他们相信中国在科技领域会遵循跟西方世界大相径庭的玩法,而且确信中国政府有能力使用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确保科技创新成功。

我认为这些都是错觉。基于这些错觉,西方媒体神化了中国的技术创新水准。来自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革命正在转型中国经济,这或许是真的。但应该说中国经济的数字化进程是移动互联网驱动的新商业模式成功运用的结果,而非中国已拥有可与欧美比肩的尖端科技的证明。实际上,中国经济这些年的最大变化并不在制造领域,而是在消费领域。互联网和大数据正在改变的是中国人的消费模式和消费习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全球现象。中国所不同的地方在于其巨大的消费市场和金融监管的薄弱碰巧使得移动支付和商业的数字化在中国比世界其他地区落地更快。

这种发生在B2C上的商业革命不仅跟中国硬科技领域的发展状况不吻合,而且商业模式的这些变化也并非是国家产业政策成功的证明。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崛起是产业政策之外的产物。阿里巴巴和腾讯均不是国有企业,它们本在国家规划视野之外。

即使在制造业领域,国家的产业政策与私人企业之间的关系也相对松弛。如果说产业政策存在,那也只是在帮助降低企业进入新领域的成本方面做到了。政策的性质和执行效果远远不是西方想象的那么回事。西方不仅误解了中国政府产业政策的内容,而且严重高估了产业政策的作用。要知道,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产业政策及其实施效果在中国一直受到质疑和批评。

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中国政府的产业规划政策-暂且认为这些政策确实在某一阶段存在-在阻止企业进入方面几乎毫无作用,反而往往鼓励了过度的企业进入。这是它在中国广受批评的原因之一,但令人惊讶的是,西方反而把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对产业发展的规划效果说得神乎其神,尤其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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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两个错觉主导了西方媒体,也在西方的知识界和政府中拥有巨大的市场。这是不幸的。虽然中国在互联网经济和分享经济方面的发展成就可喜可贺,但中国要全面拥有硬科技方面的强大竞争力并不容易。硬科技水平的提升需要在基础研究和研发周期比较长的领域(如医药)有足够的时间和人力、财力的投入才行。这跟消费领域的商业模式的革新不同。中国科技目前的状况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其占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相对份额没有偏离太多。但作为一个大国,中国肯定会进步更快。

中国是一个学习能力极强的国家。在商业领域,中国企业在过去30年借助于与跨国公司的合作机会获得了技术模仿和技术扩散的机会。但这还远远不够。商业领域的技术进步仅仅发生在微笑曲线的底部,核心技术的拥有者在产业链中抽取了来自中国企业的附加值的大部分。我最近在中国的眼镜制造之都-江苏丹阳-的访问加深了这个判断。一家加工制造最先进的渐进片眼镜的工厂,需要为它生产的每一副眼镜向美国的一个公司支付一个固定比例的专利费,因为这家企业并不拥有生产渐进片的算法软件。尽管这家工厂的生产技术非常先进,能制造出几乎任何国际品牌的眼镜,但它却依然要从美国购买作为核心技术的制造软件。同样道理,30年来,中国已经拥有生产汽车的先进能力,但中国厂商的生产线却都来自欧美的发达国家。这些案例完美地展现了中国工业技术发展的现状。

即使我们对其持续的经济发展的前景充满乐观,中国要在技术方面取得日本的成就,也还是有较长的路要走,而在这方面,除了拥有充满创造性的人才和制度上确保对基础研究的足够长期激励之外,捷径似乎并不多。在科技方面,中国的学习能力要进一步转化为原创能力,对于保持技术领先,这是根本。在这方面,大学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大学不仅培养科技人才,而且从事基础研究。在产出的这两方面,中国的大学目前依然处在数量扩张的阶段,何时转入质量提升的新阶段对于中国成功站入科技强国的前列至关重要。但这需要时间和耐心。而且基于历史教训,我相信中国会避免采取大跃进的激进政策。

http://prosyn.org/dZlZToM/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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