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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危险的全球主义

发自普林斯顿——“美国优先!”,唐纳德·特朗普叫嚣着;“英国优先!”,脱欧运动的倡导者们如是说;“法国优先!”,玛琳·勒庞和她的全国阵线叽叽喳喳地表示;“俄罗斯优先!”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克里姆林宫宣称。在极为强调国家主权的今天,似乎全球化进程注定走向穷途末路了。

但答案恰恰相反。如今的斗争不是全球主义与反全球主义之间的斗争。相反,世界正处于两种一体化模式之间:一边是多边和国际主义;另一边是双边和帝国主义。综观整个现代时期,全世界都是在两者之间左右摇摆。

1945年以后国际主义者占据了上风。他们倡导合作和多边机构以推动和平,安全,金融稳定和环境可持续性等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他们这种模式通过要求各国遵守共同的规范,公约和条约来对国家主权作出限制。

2016年,天平又倒向了将实现国家主权本身作为最终目标的双边主义者一侧。外部限制越少越好:和平与安全取决于大国之前的势力对比。这个模式在偏袒强者的同时惩罚弱者,并以牺牲合作者为代价来奖励竞争者。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一体化进程是国际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混合体。那时自由贸易是一种信仰,大规模移民广受欢迎,各国都采纳了新的全球规范——比如于1864年缔结以保障战场伤病员待遇的《日内瓦第一公约》。全球化也可能是欺凌:英国与中国于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让中央帝国向西方俯首称臣。双边帝国主义的最丑恶面孔则反映在欧洲人将非洲分割为多块独占的领土。

在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时期,双边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在1914~1945年间,对伟大国家的追求催生了毁灭性的经济对抗和大规模暴力。1929年的华尔街股灾推翻了本已岌岌可危的国际秩序。各国纷纷实施保护主义政策,到1933年,全球贸易额跌至1929年水平的三分之一。

出于种族主义和对人满为患的忧虑,全球主义变得掠夺成性:强国对邻国和合作伙伴施加不平等的贸易协定,或者直接出手干涉。日本于1931年着眼于满洲并创造了一个傀儡国家,随后又在1937年入侵中国。苏联也以同样的理念来插手邻国。纳粹强迫弱小邻国订立(不平等)条约甚至出手抢占,然后力图将斯拉夫人赶走来为条顿人定居者铺路。

双边主义的残酷现实促使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于1941年共同起草了《大西洋宪章》。作为战后国际秩序的蓝图,宪章宣称自由是和平的基石而双边主义必须得到遏制。不再有侵占剥夺,不再有不平等关税,保障海洋自由航行权

盟国在二战中的胜利和《大西洋宪章》所带来的是一项全球新政:通过同意遵守国际规则并借助国际机构行事,各国可以共享战后的繁荣。欧洲一体化就是多边全球主义实验的核心;随着法国与德国和解,欧洲这个自古以来冲突不断的地带成为了模范合作者的土地。

对国家主权的限制令全球贸易,投资和移民得以促进战后繁荣。数十亿人脱离了贫困,相对和平也得以维持。

但这一全球新政似乎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对于太多的人来说,世界变得混乱,危险,残忍且充满威胁——与《大西洋宪章》所设想的刚好相反。1980年以后,伴随全球一体化的是国内不平等的加剧。在大城市里高学历的世界主义者们机会门路越走越宽的同时,随着国家社会契约的垮台,公民之间的联系也被削弱了。

随着全球国家之间差距的弥合所导致的各国国内撕裂加深,双边主义者纷纷卷土重来。像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样的领导人渴望回归到一个肌肉主权的世界,不再受多边善意条款的束缚。如今这些人在各大国都拥有越来越多的追随者。

特朗普宣誓就职两天后就宣布美国将有“另一次机会”去掌控伊拉克石油。随后他将美国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议中撤出,并表示要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艰难达成的《巴黎气候协议》如今也是前途未卜。关于操纵货币汇率的指控和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的威胁都在增加。随着在1840年代将自由贸易赋予世界的英国现在决定独自行事,这对《大西洋宪章》的老盟友正在将国家主权置于全球公共物品之上。

现在全球聚光灯转向法国及其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因为这将影响到已经有点运转不畅的法国-德国引擎,也正是这个引擎驱动着欧洲一体化并将其置于战后多边体系的核心。倘若五月初玛琳·勒庞得胜,欧盟就将终结,只留下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苦苦支撑一个行将崩溃的世界秩序。德国这个受到1945年后国际主义最深层次重塑的国家将是该主义最后的堡垒,被法国,英国和俄罗斯的双边主义者所包围,而其主要庇护者美国已是本土主义者的囊中物。

试想一下,在勒庞取胜后的几周内,G7领导人齐聚在西西里岛陶尔米纳的豪华酒店。美国和加拿大正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勾心斗角,英国则与法德两国在脱欧问题上唇枪舌剑, 日本还没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议的灭亡上回过神来。而当它们背弃其全球的承诺时,那些溺亡在海上的难民,将成为一个过去时代的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