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vernor of the Bank of England speaks with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Kirsty Wiggleworth/Getty Images

伴随通胀目标设定者的痛苦

发自东京——美国,欧洲和日本都取得了积极的经济发展。美国失业率一路下降,目前只有4%多一点。欧元区失业率虽然还有9%,但相对过去十年来说已是进展重大。日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充分就业,其国内劳动力需求如此之高,以至于那些新毕业生不仅能找到工作,而且还能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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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一个关键领域的进展似乎拖了后腿:通货膨胀。美国10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达到2.2%,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迄今未能达到大致2%的通胀目标,欧元区年均物价涨幅徘徊在1.5%左右,日本则一直盘踞在1%的范围内。

有好些因素可证明努力达到通胀目标的必要性:货币市场将可以摆脱接近于零的利率;由于全球化和人工智能不断在减少本地工人的重要性,对货币升值损害出口竞争力的忧虑将有所缓解;而近年来世界主要央行所推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也可以得到维护。

不过对老百姓来说,达到通胀目标并不总是最好的选择。当然我们有必要去遏制高通胀,让现有货币保值。但将低于目标的通胀率提高到2%会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糟,因为这会导致他们的储蓄持续贬值,从而影响其兴旺发展。

在担任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之前,已故耶鲁大学教授阿瑟·奥肯(Arthur Okun)创造了所谓的痛苦指数,一个超脱于GDP总体增长或失业率来评价普通公民经济境遇的指数。该指数——通胀率和失业率的总和——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通胀的上升(就跟失业率上升一样)会为一个国家带来经济和社会成本。

事实上,通胀目标只是一个达到目的(促进充分就业和更快GDP增长)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而且至少在日本方面,尽管日本央行的通胀目标尚未达到,但针对最终目的来说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长期聘用职工市场上的充分就业迹象可能为适度的工资提升奠定了基础。但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2013年实施经济改革方案(即所谓的安倍经济学)终结了紧缩货币政策的时代之前,情况可不是这样的。

但这并未阻止安倍经济学的批评者在未能实现通货膨胀目标问题上絮絮叨叨。问题是他们为何要坚持这一点。

不久前我向一个货币政策当局官员提出过这个问题(我无权泄露他的名字)。他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最终他说无论失业率多低,都应该追求通胀目标。

这种思想在经济学家中是很常见的,特别是在宏观经济学中“理性预期”革命下成长的那一代。这批人将经济学视为模型的研究,假定经济学主体的期望是理性并与模型一致的。从这个角度看来通胀预期可以被认为是对未来的理想预测,或者至少是理性的预测,其准确性和精确性只会受到经济行动者所接收信息的限制。

老一辈经济学家的理念则不一样,他们假设现实世界中的大多数经济现象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非理性行为的结果,这意味着期望应该被视为合理的可能性,而不是近似的确定性。因为我受的都是老一辈——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Klein),弗兰克·莫迪利亚尼(Franco Modigliani)和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的教诲,我认为这是个有价值的看法——也应该应用于当前关于货币政策和通胀的讨论。

虽然有必要认识到设定通货目标的优点,但在评估我们自身经济状况以及政策的成败方面,痛苦指数也是有一定作用的。

http://prosyn.org/pWIB16O/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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