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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死亡天使

发自伦敦——当时是1946年,在大西洋这一侧,美国律师团正在纽伦堡以反人类罪起诉纳粹医生——针对这些人对集中营里犯人进行的所谓“研究”。而在大西洋另一侧的危地马拉,美国公共卫生署也在进行一项“实验”,他们故意令囚犯和精神病人感染梅毒,以寻找一种新的药物来替代战士们在刚刚结束的那场大战中使用过的无效药物。

这事听起来似乎过于荒谬。然而,一个由奥巴马总统任命的特别委员会却刚刚证实了危地马拉实验的存在。同时奥巴马也为此向危地马拉人民致歉。但为何要在如此之久后才有上述行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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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地马拉实验发生63年后的2009年,一位名叫苏珊·里伟尔比的美国历史学家翻查了自1940年以来的医学论文档案。当时她所从事的一项历时20年,关于臭名昭著的美国公共卫生署塔斯基吉实验的研究已近尾声——那场实验对患有晚期梅毒的数百名非洲裔美国男性进行医学观察,却任由其病情恶化却不给予相应的治疗,甚至在盘尼西林出现以后也不予施救。她翻看了托马斯·佩伦的一些论文——此人曾于塔斯基吉实验大肆进行的1936年-1948年担任美国公共卫生署主管——并发现了此前一直不为人知的危地马拉实验。

多年以来,塔斯基吉实验早已成为科学领域道德沦丧的代名词,以致前总统比尔·克林顿都要向尚在人世的“研究对象”道歉。但难以置信的是,危地马拉实验对病人的虐待竟更加令人发指。

正如里伟尔比所说“我花了将近二十年时间证明美国公共卫生署虽然道德败坏,但至少不还不至于向任何人接种梅毒病毒。”但在危地马拉这一幕却发生了,“美国公共卫生署的医生故意向427名危地马拉男女,囚犯和精神病人接种了梅毒病毒。”

在纽伦堡的美国律师团并不知道这场实验,因此也不能说他们是有意执行双重标准。但问题仍然存在。公共卫生机构怎能践踏医学的基本伦理原则——“首先,不能对病人造成伤害”。为什么“研究对象”的知情同意被认为是多此一举,无关紧要呢?类似事情还会发生吗?

大部分专家对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至少不会以相同的形式重演。但实际上,人们应该把危地马拉研究——及其造成的难以名状的恐怖——作为当今医学研究中最重大伦理问题的一个极端例子来对待。因为现在其实与过去一样,发达国家依然有能力对弱小国家为所欲为。

2010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美国公司和研究人员所进行的医学实验中有超过3/4的实验对象是外国公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仅检查了这些研究机构中的45所,约占总量的0.7%。在研究外包的情况下,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世界的人民因实验需要而被蓄意接种疾病——这点与危地马拉事件不同——但也并没有缓解这些人因此缺少缺医少药或疾病流行而产生的内在脆弱性。

1996年,在尼日利亚北部爆发大规模脑膜炎时,辉瑞公司在向当地医生提供口服抗生素特洛芬的同时把服用头孢曲松的病人设为“控制组”,藉此将测试特洛芬与当前最有效药物进行对比。这个操作是符合医学研究的一般伦理要求的,即在进行对比测试时,控制组必须受到最好的治疗。

然而,出于两方面的原因,特洛芬实验还是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第一,即便特洛芬在这些实验中更有疗效,但这种药只是为了满足美国和欧洲市场的需求,永远不会在非洲销售。第二,那些人员配备不足的医疗小组自身也面临着麻疹和霍乱的侵袭。

时任无国界医生组织总裁以及非洲小组领队的让·埃尔维·布拉多曾指出“那时根本不是进行药物测试的适当时候。医院挤满了重病患者,工作人员都十分惊慌。医疗队得知辉瑞在这种犹如炼狱般的情况下还继续其所谓的科研工作,都很震惊。。”

最近一个给女孩注射疫苗防治子宫颈癌的研究项目也在印度几个州激起了极大争论——如今这一争论也成为了美国总统竞选的议题之一,因为竞逐共和党总统提名人的德克萨斯州州长里克·佩里也支持类似的一个强制疫苗项目。尽管消除子宫颈癌看似是为大众谋福祉,批评家们却指出这个项目看上去只是为了满足政治目的,而不是为了满足潜在患者的健康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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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建议为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一个政府基金项��,补偿他们为服务第一世界人们而进行的实验而受到的伤害之外,由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艾美·古德曼博士主持的美国总统生物伦理问题研究委员会在社区参与以及执行透明度等模糊概念上并没有多少收获。不过,考虑到目前70%的药物实验都是由私人机构执行的现实,这些概念也不会带来什么严厉的管制。

再说,为什么政府要为此买单呢?既然私人公司从那些成功的实验中大发横财,自然也应当承担起相应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