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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低通胀本不足为奇

伯克利—通胀在全球北方保持极低水平,这一事实令许多经济观察者感到惊讶。9月,向来洞见犀利又深邃的纽约大学教授努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将这一趋势归因为总需求的积极冲击——即某些商品的供给增加,抑制了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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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鲁比尼观察道,“核心通胀有所下降”,尽管“发达经济体最近的增长加速会让人们认为通胀将有所抬头。”与此同时,美联储“认为抑制通胀的供给侧冲击是暂时性的,因此,其在核心通胀仍低于目标的情况下便开始利率正常化是合理的。”鲁比尼推论说,“尽管央行不愿意放弃2%的正式通胀目标,但它们愿意延长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

在我看来,将今天的低通胀解释为暂时性供给侧冲击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很可能是一个错误。看起来,这一诊断误读了20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的历史证据,因此,它基于一个存在根本缺陷的关于二战以来全球北方通胀的主要推动因素的假设。

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形成了近乎共识的信念:菲利普斯曲线有一个较大的斜率,即价格会对需求变化产生强烈反应。根据这一观点,如果总需求位于充分就业对应水平之上,其相对较小的增加就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不仅仅是对通胀,也包括通胀预期。如果最近一段时间出现通胀加速,将导致人们认为未来通胀将继续上升。

20多年前,我写了一篇题为《和平时代美国唯一的通胀时期:70年代》(America’s Only Peacetime Inflation: The 1970s)的文章,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我指出,今天对通胀的标准看法是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当时,在总需求水平高于充分就业对应水平的情况下发生总需求增加的现象其实是非常罕见、短暂、小幅的,而过去的通胀急升进入未来预期的过程也比较缓慢而不是非常迅速。

事实上,预期在经历了三次不利的供给冲击后才有所调整。除了1973年赎罪日战争和1979年伊朗革命,生产率增长也开始放缓,而与此同时,工会对仍拥有巨大的定价权,许多工人的合同锁定了事先谈好的加薪。

尽管发生了这些冲击,央行行长们——以时任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Arthur F. Burns)为首——对于物价稳定的使命是犹豫不决的。相反,伯恩斯——不难理解,他担心遏制通胀会造成严重衰退——决定至物价稳定于不顾。现在我们都知道,这给1979年所发生的事情埋下了伏笔——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接替伯恩斯出任买联储主席,大幅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如今,这一动作被称为“沃尔克去通胀”),这造成经济在1979—1982年间陷入了较大衰退(Near-Great Recession)。

奇怪的是,这段真实发生过的历史被另一种许多人至今仍信奉的叙事所埋没。根据这一伪历史,20世纪60年代的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不懂自然失业率,因此他们说服央行行长和政府采取过度扩张的政策,将总需求推高到充分就业对应水平以上。

这显然是对市场之神的亵渎,市场之神立即回报以天罚——持续而高企的通胀。因此,沃尔克去通胀是一次忏悔。为了洗脱原罪,数百万工人的饭碗和薪水被牺牲。

这一叙事有一个显而易见的教训,即经济学家和央行行长决不能重蹈坐视过度扩张政策的覆辙。但这显然是糟糕的政策建议。

毕竟,经济学家道格拉斯·斯泰格(Douglas Staiger)、詹姆斯·斯托克(James H. Stock)和马克·沃森(Mark W. Watson)证明自然失业率并非可以准确测算的稳定参数已经过去了20多年。经济学家奥利佛·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尤金尼奥·塞鲁蒂(Eugenio Cerutti)和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也颠覆了菲利普斯有显著斜率的信念。事实上,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说出菲利普斯必有显著斜率的人也需要“瞎”到对这个十年的供给冲击视而不见,并且将显然更应该归因于供给的现象归因为需求结果的程度。

关于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学无稽之谈大行其道,有人用它来预测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以及如今的21世纪10年代的物价大爆发,无一例外以错误告终。那么,为何这一叙事至今仍有如此大的市场?

我所听到的最好的解释——尽管仍不够充分,也只是个假说——是,这契合了我们的认知偏见,因为它告诉了我们想听的东西。寻找原罪和天谴、罪与罚、错误和报应的故事,这是我们的天性。

当然,找出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这一认知偏见需要未来许多心理学家的努力。与此同时,我们应该从我们自己建造的启发式监狱中摆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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