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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种姓制度如何生存

新德里—1月17日,印度泰伦加纳邦海德拉巴大学博士候选人维穆拉(Rohith Vemula)上吊自尽。即使在这个拥有12亿人的国家,一个人的死也能造成巨大影响。

维穆拉是一位“达利特”(Dalit),即曾经的“贱民”,属于印度教种姓制度的最底层。他也是海德拉巴大学安贝卡学生会(Ambedkar Students Association)领袖,为达利特主张权利。维穆拉的死让他取得了无法想象的成就:他成为国家英雄,他的悲剧成为最好的写照,证明了种姓在印度发展叙事中的挥之不去的遗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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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种族不同,种姓看不见:看一个人的面孔无法知道他属于哪个种姓。但种姓在印度社会中根深蒂固,它限制了一个人在生命所有各阶段所能获得的机会。身为达利特,你就披上了看不见的耻辱外衣,日常互动都要低人一等。维穆拉之死再次提醒印度人,三亿多属于最低级种姓的人,以及“部落民”(即土著),仍面临着来自社会所有阶层的歧视、偏见、敌意甚至暴力。

诚然,印度政府花了很大力气改变这一状况。维穆拉死后九天,印度迎来宪法颁布66周年纪念。印度宪法致力于通过全世界第一个、也是最全面的平权运动打击僵化的社会层级制。出生时便已确定的种姓和部落不但决定了机会的质量,也决定了积极结果,它决定了教育机构、政府工作岗位甚至国家议会和邦国民大会席位的名额。

这些名额,或称“保留席位”,根据你的种姓成分(几乎终身无法改变)授予。这是一个小进步,略微补偿了在日程生活中蒙受不公和“低贱”羞辱的数百万不幸的印度人。

在过去66年中,政客一直致力于平权运动。保留席位的做法最初计划十年后就取消,但现已延长到70年,在2020年截止期几乎肯定将再次延长。名额制保留了印度政治的“第三条路”;打它的主意绝不会有好下场。

但达利特人觉得他们的境况只是比悲惨的祖先略有改善。事实上,他们在从教育水平到家庭收入的所有社会经济指标上都仍然落后于其他高级种姓。

维穆拉凭借成绩进入大学,而不是通过保留席位制度。但他仍面临着所有达利特人可能遇到的偏见。他留下一封悲愤的遗书,列举了麻木不仁的大学官僚对他的严苛对待。把他击垮的打击是校方取消了他的助学金,而这不仅是他学业经济来源,还支持着他的单身母亲。而取消助学金是对他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惩罚。事实上,让他的遗书更加感人的是,他要求将校方欠他的资金拿出一部分给他的家人,用于偿还他因为被取消助学金而欠下的债务。显然,光靠保留公职工作岗位和大学学位无法终结歧视。

维穆拉之死引起了一系列群众示威,政治领袖纷纷来到海德拉巴,发声指责大学和政府——特别是在悲剧发生一周后仍保持沉默的总理莫迪。最终,莫迪在达利特人占多数的勒克瑙安贝卡大学(Babasaheb Bhimrao Ambedkar University,用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的传奇达利特领袖安贝卡的名字命名)发表动情讲话,恳求不要将该事件政治化:“政治很重要,但一位母亲已经失去了她的儿子。”

但政治是这场悲剧所突显的问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希望独立能够消除种姓意识。但事实正好相反。种姓是无比强大的自我认同,成为印度选举民主中极有用的政治动员工具:印度人的选票常常投给同一种姓的候选人。贿赂多个种姓是印度政客屡试不爽的赢得选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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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要想消除低种姓人民所面临的歧视和蔑视,就必须超越身份政治,着眼于更广的发展目标和社会经济挑战。这绝不容易——特别是印度地少人多,机会稀缺,需要竞争。只要偏见仍然存在,印度竞争性民主的政客就有利用之机。

1月30日是甘地遇刺68周年纪念。甘地不但为印度的独立而斗争,也为建设更加公正、公平和道德的印度而奋斗。印度必须从维穆拉之死中认识到投身于甘地的理想的重要性,惟其如此,聪明的达利特学生才不会被推向绝望甚至更糟糕。这也许是一个伪善的希望,但它也是印度国民性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