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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反思资本主义

华盛顿—美国商业圆桌会(Business Roundtable)是一个由美国大公司CEO们所组成的组织,最近它发表了一份在某些圈子引起了一定震荡的声明。这些美国公司界大佬们说,企业不能首先或者完全关注股东利益最大化,而应该将更多权重赋予广义相关利益方的福祉,包括工人、客户、邻居和其他人。

大公司CEO被雇用或解雇的主要原因便是他们对利润做出了多大贡献,因此,这样的声明确实值得引起犬儒主义。除非金融市场所产生的激励发生变化,否则我们应该继续认为短期利润动机会胜出。

商业圆桌会的观点是重新想象资本主义这一更广泛的尝试的一部分。这一话题目前已成为哈佛商学院、布朗大学和其他院校的热门课程。在其近著《经济学家时间》(The Economists’ Hour)中,《纽约时报》著名记者本雅明·阿贝尔鲍姆(Binyamin Appelbaum)指出,经济学家要为世界过于关注利润负责。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也纷纷推出从现代改革到更大规模改写市场运转模式的各种思路。

在思考如何明智地调整市场在现代美国经济中的角色方面,有三个主要问题值得考虑。

第一个问题是市场激励在某些环境下确实是积极的。如果你是一名企业家,想要筹集资本,那么诉诸广泛的社会商誉对你于事无补。要改变一个行业——并挑在商业圆桌会上正襟危坐的老牌公司——你需要能带来未来利润的商业模式。比如,在过去二十年中,私人风险投资出资支持将人类基因组研究转化为救命药物的过程。

其次,公共和私人(逐利)行为之间显然需要达到平衡。阿贝尔鲍姆最强烈的观点是,主流经济学家诋毁公共行动,并且(至少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偏袒私营企业。郭庾信(James Kwak,我在许多话题上的合作者)正确地指出,这些思维的发展和传播背后是强大的利益集团(但它自己的著作《经济主义》(Economism)也强调了决策者如何扭曲明智的经济分析以支持商业永不错这一天真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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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私人部门通常不会考虑正的或负的外部性——即影响其他人而非行动者的行动。比如,在《跃进的美国》(Jump-Starting America)一书中,乔纳森·戈鲁珀(Jonathan Gruber)和我认为,公共部门在投资基础科学方面起着强大作用,因为由此产生的一般知识会以难以预测的方式影响到千百万人。这正是人类基因组计划所获得的每一项成功的政府支持背后的逻辑;者也是像国家健康研究所(NIH)拨款的动机。几乎所有现代药物都产生于由NIH支持早期阶段的流程。

私人部门也并不总是善于自我监管,而这主要也是因为外部性。比如,金融行业企业大力游说放松监管——让它们能够攫取更高的利润,但也承担了更大的风险。没有一家个别企业会充分考虑对整个体系的风险。类似地,能源公司希望采掘更多自然资源。它们的CEO不是因为担心气候变化而获得报酬的。

长期以来,美国经济的主流模式是由市场组织大部分经济活动,同时监管或再分配结果。但2008年金融危机,加上遏制气候变化措施的失败以及美国大多数人的长期经济结果令人失望(而一些富人却变得比以前更加富得多),破坏了这一模式背后的共识。

我们能够拥有带来更好结果的更加包容的资本主义形式吗?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说是的。她正在以促改革平台争夺民主党总统提名。沃伦在政坛以支持加强金融产品的消费者保护而闻名,并不是完全的反市场派。相反,她认为,不同的市场结构设计会导致不同(更好)的结果。他的许多方案便是要反思,从市场结构和企业行为角度应该允许什么,以及如何限制金钱对政治的影响。

市场本性无所谓善恶。你从资本主义得到什么,取决于你如何界定它。如果你依靠富人和现有权势企业做出重要决定,那么你获得的将是已有的东西——高度不平等的经济,动辄爆发危机,朝着气候灾难大踏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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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bildt70_SAUL LOEBAFP via Getty Images_trumpukrainezelensky Saul Loeb/AFP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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