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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中美贸易战

剑桥——中国的经济崛起为目前的全球秩序带来了重大的政治性和战略性挑战。这一新超级大国的崛起已然触发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人已警告道,这一局势可能最终会引发军事冲突。即便至今未发生战争,中国政府日益强硬,还有各种关于人权侵犯的可信指控缠身,着实给西方国家带来大难题。

其次是经济方面。中国已然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其日益成熟的制造业出口主导了整个国际市场。中国要维系其目前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政治冲突自然是免不了,但对于西方国家而言,要与中国断绝贸易往来又已经不大现实。

那么,对于这样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国家,与之贸易应遵守怎样的规则?最近,我同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杰弗里·雷蒙(Jeffrey Lehman)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Yao Yang)合作,建立一个由经济学家和法学学者组成的工作小组,希望能够得到一些答案。不久前,我们的工作小组刚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得到了除小组人员以外34名学者的支持,其中有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谈到世贸组织的成立,其本身是建立在一个隐含前提的先决条件上的,即各国的国家经济(包括中国)都将相互趋同且最终形成一个大体相似的“标准”模型,从而实现实质性的(深层次的)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中国其非正统的经济体制,以不透明的政府干预,工业政策,以及国有企业在市场上持续发挥影响为特征,已然在刺激GDP增长和减少贫穷的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却难以与西方国家相融,实现深度经济一体化。

在美国较受认可的另一观点是,美国经济应该与中国经济脱钩。如此一来,中国出口商品将面临严峻的贸易壁垒,而中美双边的投资也将受到极大的限制。但这样的做法只会进一步升级、并促使特朗普挑起的贸易战成为永久性的贸易战争。

我们所提出的是一个介于趋同和脱钩之间的折中办法。其关键在于,中美应与其它所有国家一样,维系其国家自身的经济模式。以维护(保护)国家自身经济体系为出发点的贸易和其它政策都应认为是正当且合理的。相反,不合理的政策包括:将一国法规(通过贸易战或以其它方式施压)施加在另一国家之上,或强行抬高贸易合作方的成本,从而为本国带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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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此类不合理的政策,我们是以经济学家称为“以邻为壑政策(BTN;beggar-thy-neighbor)”为基础原则。我们认为,国际贸易规则应在“以邻为壑政策”画上一道加粗的红线,禁止此类政策。此类政策的一个典型就是贸易限制;借助于贸易限制,一个国家则能够在国际范围内实施其垄断能力。比如多年前,中国试图限制稀土矿土出口。其次,是针对外国投资者封闭国内市场,从而得到在国际市场中具有竞争力的规模效益;这一点在如今的数字化技术时代似乎变得愈发重要。再次之,是持续贬值货币,从而造成大规模的宏观经济失衡(即贸易顺差)。

基于我们这种方法,许多美国常常抱怨的政策都将不会遭到反对。譬如,中国的产业补助和国有企业将被视为中国本国事务。尽管可能会损伤部分美国企业和美国投资者的利益,但这样的政策总的来说并不具备“以邻为壑”的性质:因为这些政策要么是给世界其它国家带来了利益(通过工业补贴),要么是相关的经济损失(若存在)是由中国主要承担(通过国有企业)。

同样,美国也可随时采取贸易和投资政策来维护其本国的技术体系,并保护受进口商品影响的市场。如果美国选择这样做的话,就可以通过针对边境实施限制,从而避免受到中国政策所带来的任何负面影响。而中国也必须意识到政策自主是相互的:如果说中国需要政策自主权,那么其它国家定然也是需要的。

本文中,虽我们的方法仅面向中美双边,但这一方法可以很容易地套入到多边框架之中。通过某些创造性的合法操作,甚至能应用于WTO。关于这种方法,我们工作小组的成员之一,罗伯特·施塔格尔(Robert Staiger)有所提及。然而,现实很残酷,这一方法的先决条件必须是世界两大超级经济体之间达成事先协定,才有可能在多边框架上取得进展。因此,我们认为文本的方法论只是该方向上的一个初步策略。

像所有的国际协定一样,我们所提出的方法的有效性同样取决于各方遵守协定条款的自我意愿。可能经济学家认为“以邻为壑政策”见仁见智,但我们也当然不会天真地以为,在现实中,中美会轻易迅速地在哪些政策属于、哪些政策不属于“以邻为壑政策”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关于条款和定义的争论仍将继续下去。而即便如此,我们仍期望有一个框架来明确各国的预期,尊重双边经济主权,预防最糟糕的贸易侵犯,并允许双边从贸易中获得可观的收益,逐渐建立双边信任。

该方法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应该如何回应中国的政治压迫,亦或是人权侵犯。此次未有提及并不是由于这一问题不重要,而是因为无论所要解决的冲突有多大,都必须建立起明确的经济关系行为准则。否则,不仅仅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利益受损,世界的其它各方也将付出高额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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