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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扎克伯格方案

伯克利—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和他的夫人普莉希拉·陈最近宣布计划大约450亿美元Facebook股票用于改善世界。一些批评者称他们的这一举动为公关花招。他们指出,陈和扎克伯格并没有将股票注入慈善基金会,而是放在一个投资公司中,这家公司可以任意配置这笔资金——也可以选择用于营利投资。

质疑者还指出,扎克伯格夫妇并没有订立不可撤销的法律承诺,而只是说要向该基金捐出“大部分财富”。据一位卑劣的批评者说,扎克伯格只是把“他的钱从一个口袋转移到另一个口袋”,而其中极端的“公关投资回报足以令他的Facebook股票相形见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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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与此截然不同。陈和扎克伯格所选择的策略是传统慈善与影响力投资的结合,正符合现代利他主义的潮流。

传统慈善的绝对优势是其承担风险的能力。慈善机构不需要回应公共官员,也不必给私人股东创造回报。这让它们能够为大胆的创新概念提供融资。此外,与公共和营利部门不同,它们可以采取非常长的时界,针对需要几十年时间才有可能解决的问题。

从很多方面看,传统慈善的运营类似于风险资本。它们也许知道,许多项目不会形成回报,但它们下注于某些项目能够成为开创性突破,它们的成功能促使政策转变或吸引更大的公共和营利私人资金流。

但慈善只是解决社会和环境挑战的方法之一。另一种方法是影响力投资。影响力投资一词由世界上最古老的慈善机构之一——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的一次2007年的会议上被提出。和慈善捐赠人不同,影响力投资者寻求获得社会和财务回报。影响力投资不但扩大了可用财富规模;也带来了能产生自我维持的回报的项目。

近几年来,流入影响力投资的资金迅速扩张,影响力投资者的可投资产范围相应地拓宽了。社会风险资本企业寻求“双重利润”(健康的财务回报以及更广泛的社会或环境收益),它们是风险资本业的一个增长迅猛的细分。

比如,在北加州,湾区权益基金(Bay Area Equity Fund)自2004年以来向Revolution Foods、Pandora、SolarCity和Tesla等公司投资了1亿美元。该基金估计这些投资总共产生了15,000个工作岗位和24.4%的内部回报率。

与此同时,大型机构也在日益变身为重要的影响力投资者,向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共同基金注入资金。一项估计表明,ESG基金投资呈现出爆炸式增长,从2007年的2,020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4.3万亿美元。越来越多的ESG基金目前散户投资者也可以直接投资

就连体量巨大的退休基金也急切地要进入到该领域,美国劳工部最近为此提供了便利。10月,劳工部长佩雷兹(Tom Perez)修订了现有规则,允许退休基金经理考虑社会影响力投资,只要这种投资不与基金经理的信托义务相悖。1978年的一项类似规则允许退休基金将一些投资配置给非传统资产,结果助推了风险资本业的增长。

纯慈善基金会面临着重大约束��理论上,它们被允许作为影响力投资者,在于它们的规定职责相符的项目中做一些“项目相关投资”;但是,在实践中,它们面临着严格的信托规则,使它们根本不愿意去做这样的投资。越来越多的基金会——比如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克雷奇基金会(Kresge Foundation)——都在增加对有利于其慈善目标的活动的投资。不幸的是,项目相关投资仍只占基金会资本配置的1%,而其中又只有0.05%投向了股权投资。

陈-扎克伯格计划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说明了社会影响力融资的高速增长能够补充和支持传统慈善。陈和扎克伯格不会因为将财富转移到有限责任公司而获得税收优惠。但如果他们将Facebook股票捐给慈善组织,那么该组织在套现股票将所获资金用于运营时不必支付资本利得税。陈和扎克伯格也将在捐献股票时获得股票价值的慈善支出扣除。

与此同时,他们也可以用部分财富作为影响力投资者投资营利性社会企业,获得财务和社会回报(他们必须为所获利润缴税)。他们也可以选择投资于宣传甚至政治活动以鼓励变革。从皮埃尔·奥米迪亚(Pierre Omidyar)到劳伦斯·鲍威尔·乔布斯(Laurene Powell Jobs),这一代靠高科技支付的慈善家都在使用这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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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不是在说政府应该撇清其在应对重大公共挑战中的作用。即使是扎克伯格和盖茨这样的亿万富翁慈善家,也没有财力实施地区、国家或全球规模的方案。但他们可以承担开发和测试应对长期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新方法的前端风险。然后,他们可以鼓动政策变革和公共资金扩大有效方法的规模。

简言之,公共精神的创新资本没有问题。相反,其蓬勃发展表明它将是二十一世纪解决问题之道的关键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