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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非营利间谍们

发自伦敦——没有什么比对俄罗斯针对外国代理人的法律更让西方恼火的了。 这项2012年7月通过的法律要求所有从事(未定义)“政治活动”的非商业组织以“承担外国代理人职能”的名目在俄罗斯司法部注册。而随后于2015年制定的《不良组织法》要求所有这些非政府组织公开将自身定义为为“外国代理人”。

这个定义既怪异又意味深长。毕竟在一般术语中,所谓“外国代理人的职能”除了服务于外国利益外还有其他含义吗?事实上,俄罗斯法律有效地阻止了非国家控制的非政府组织在该国开展任何活动。显然这种设计使它们无法获得俄罗斯政府的资助,从而迫使它们自行注销。可见它们不仅被视为外国人:还是渗透者和叛徒!

有些组织自愿解散;其他则因不符合规定而遭压制;还有一些则流亡海外。其中比较出名的受迫害者是萨哈罗夫中心,人权纪念中心和莫斯科公民教育学院这三个组织。圣彼得堡的欧洲大学如今也因琐碎的技术违规而面临关闭——这是俄罗斯政府最喜欢的官僚策略了。

对那些海外背景独立组织的无休止迫害对俄罗斯有害无益,还损害了其国际声誉。我们可以尝试分成在三个层面来理解这一点。

首先,2012年的法律是对前一年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其他俄罗斯城市爆发的大规模公众示威的直接回应——这些示威旨在抗议普京第三次参选总统,成功当选以及因此举办的就职典礼。普京在2012年2月23日的唯一一次竞选演讲中回顾了俄国在1812年抗击拿破仑侵略的胜利,以此警告外界不得干涉本国内政。这一讲话直指2004年的乌克兰橙色革命——据称由中情局组织和资助,推翻了莫斯科心仪的总统候选人维克托·亚努科维奇。 2015年的法律则对应前一年在乌克兰基辅爆发的,再次成功罢免了亚努科维奇的独立广场起义。

一份帝国的遗产——对俄罗斯国家分裂的恐惧——从未远离统治者的脑海,也成为了民主政治发展的主要障碍。

这份遗产依旧在所谓“前线组织”认知的阴暗世界中盘恒:那些真正的“外国代理人”虽然表面上独立且致力于有价值的事业,但是受到外国的秘密控制。俄罗斯人对此都耳熟能详,因为苏联常常将这些组织当成秘密的外交政策工具。“前线”是一大批受人尊敬的,往往不会引人怀疑的学者和文化体育界人物;“后方”则由克格勃控制,并藉由该组织输出同情(或至少不批评)苏联的观点。

美国中情局也依样画葫芦。成立于1950年的文化自由大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就是其众多“前线”之一,该组织一方面资助一系列知名文学和政治期刊,例如英国的《邂逅》杂志;一方面又为铁幕背后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提供帮助。

这些“前线”对各类事件实际上有多大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对于沉迷于阴谋论的人来说,它们是冷战秘密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今天的平面和电子媒体则为“前线论”提供了新的空间。在充沛而生动的想象力推动下,足以让人们相信英国保守派政客乔治·奥斯本出任俄罗斯寡头亚历山大·列别杰夫旗下伦敦《标准晚报》的编辑是来自于普京的指示。

但对外国的怀疑在俄罗斯更为根深蒂固。所有努力学习俄语的人都就会很快遭遇到这种异乎寻常的模糊性。俄罗斯的文化基因由小农社会背景中演变而来,以共同持有财产和集体生活为特征。(苏联共产主义所引入的西方概念都植根于集体财产的传统观念之上)。社会关系不受法律规范的约束,而是通过非正式的了解和是否拥有共同心态的明确区分来管理。正如电影制作人安德烈·科恰罗夫斯基(Andrei Konchalovsky)在2015年所解释的那样,在这个传统上封闭的社会里,俄罗斯人要么热爱要么痛恨;却不懂尊重他人。

彼得大帝于18世纪发起的西方化是一种强迫性生长——是嫁接而非移植。科恰罗夫斯基认为,没有彼得大帝,就没有普希金,柴可夫斯基或托尔斯泰,只会有皮门大主教(Pimen,曾为克格勃担任间谍),还有希腊人菲奥凡(Feofan Grek)和安德烈·卢布廖夫(Andrei Rublev)这些宗教画家。但彼得大帝并没有将俄罗斯文明的重心从集体和斯拉夫民族主义转移到个人主义和西方文明。西方为俄罗斯带来了持不同政见者和船坚炮利,却未能将其内核移植过来。普京非常清楚这一点,他的演讲总会无意冒出几句监狱里的黑话,正是封闭社会的缩影。

希望废除外国代理人法律的想法可能难以实现。但俄罗斯可以通过将“外国代理人”的登记限制在资金来源50%以上由境外提供的非商业组织中来作出无代价让步。这也能为国内资金松绑,使这些团体能够在俄罗斯开展工作。西方这边也可以拿出些无代价让步,例如将一些俄罗斯人从欧洲或美国的禁止入境名单中删除。在全球和平与繁荣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西方-俄罗斯关系是否稳定的情况下,为何要吝啬这些小小的减少偏执让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