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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欧洲还是反欧洲?

发自米兰——有位知识渊博的米兰朋友最近问了我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外部投资者,比方说一个美国人,想向意大利投资大笔资金,你有什么建议?”我回答说,虽然存在很多投资企业和部门的机会,但是整体投资环境复杂。我会建议找一个见多识广的国内合作伙伴合作投资,因为此人既能在体系内游刃有余,又能点出那些不易识别的风险。

当然,类似的建议也适用于许多其他国家,比如中国,印度和巴西。欧元区则正逐渐变为一个内部发展不同步的经济集团,而这一趋势的潜在政治后果也引发了投资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最近举行的一次高级别投资顾问会议上,其中一个组织者问大家是否认为欧元将在未来五年内继续存在。与会的200人中只有一位给出了否定答案——在欧洲目前的经济形势下,这一对趋势性风险的集体评估结论委实让人感到意外。

现在,意大利的实际(计入通货膨胀因素后)GDP大致处于2001年的水平。西班牙表现较佳,但其实际GDP仍然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水平徘徊。包括法国在内的南欧国家则经历了极其微弱的复苏和挥之不去的高失业率——超过10%,其中30岁以下居民的失业率则更高。

与此同时,主权债务水平已接近或超过GDP(意大利现为135%),而通胀水平和实际增长——以及名义增长——仍然很低。这种持续的债务负担过重状况限制了使用财政手段来帮助恢复强劲增长的能力。

欧元区各经济体中可交易部门的竞争力差异巨大,原因来自首次启用共同货币后出现的分化状况。虽然欧元最近的疲软会抵消其中一些分化的影响,但却无法根除。德国将继续积累大量顺差;而那些单位劳动力成本/生产率的比率较高的国家依然无力通过贸易创造足够增长。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人们的普遍推论是欧元区经济体的长期艰难复苏将最终带来强劲增长。但这种说法正逐渐被抛弃。与其说是缓慢复苏,还不如说欧洲似乎被困在了一个半永久性的低增长均衡之中。

欧元区国家的社会政策减弱了因全球化,自动化和数字技术引发的就业和收入分化的分配性影响。但这些国家(平心而论,也包括其他许多国家)仍然必须认真应对自2000年左右以来影响全球经济的三个先后产生的变化。

第一个,也最与欧洲自身息息相关的是,欧元是在缺乏补充性的财政和监管一体化政策的状况下启动的。第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更彻底地融入全球市场。第三,数字技术开始对经济结构,就业和全球供应链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大大改变了全球就业模式,加速了常规工作的流失速度。

��过了多久,大概在2003年至2006年间德国进行了影响深远的改革以提高体制的灵活性和竞争力。随后在2005年,自1974年以来负责分配纺织品和服装出口配额的《多种纤维协定》过期作废,全球纺织品制造业大量向中国和孟加拉国聚集(后者让人有点意外)。仅在2005年,中国就将其向西方的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增加了一倍。这种发展对较贫困的欧洲地区和世界其他竞争力较弱的发展中国家都产生了特别不利的影响。

这些变化造成了跨越多国的增长模式失衡现象。由于许多国家都采取措施来应对总需求缺口,主权债务增加,由负债驱动的楼市泡沫也不断膨胀。这些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当它们最终崩盘时,潜在的结构性弱点就会显露无疑。

如今对当前体制的抵制也在增加。英国脱欧公投和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反映出公众对最近增长模式在分配方面的不满。民众对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反欧洲政党的日益支持可能对欧洲构成严重威胁,对法国和意大利这样的欧元区大国的影响尤深。

无论这些政党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在选举中取得成功,它们的出现应该使人对欧元长期的过度乐观的看法产生怀疑。反欧元的政治力量显然正在选举中逐渐得势,只要增长仍然贫乏,失业率仍然居高,它们就将继续获得力量。与此同时,由于担心这样做会对今年在荷兰,法国和德国(或许还有意大利)进行的选举产生不利影响,欧盟很可能不会在短期内进行实质性政策或体制改革。

当然,另一种观点认为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政党的兴起将成为一个警钟,并推动欧洲走向更广泛的一体化和增长型政策。这将要求欧盟决策者放弃各国自扫门前雪的观点,以维持欧盟在财政,金融和监管方面的承诺。

维护欧盟规则不再是切实可行的做法,因为当前体制施加了过多限制的同时却包含了太少的有效调整机制。可以肯定的是,虽然财政,结构和政治改革都时不我待;但它们不足以解决欧洲的增长问题。而令人沮丧的矛盾则是欧元区各国其实在各个领域都拥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它们还远远不至于无可救药,只是需要放松系统对它们的约束。

欧洲的未来是否会沦为一个缓慢前进的火车残体,还是新一代的年轻领导者会转向寻求更深层次的整合和包容性增长?这是很难说,但我本人无法否定这两种可能性。

有一件事似乎很清楚:当前的现状不稳定也不能无限期持续下去。没有政策和经济轨迹的明显转变,政治上的断路器就会在某个时点跳闸,就跟在美国和英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