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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主义经受考验

        有关宗教和科学的丑陋辩论通常看似局限在美国。但是,最近几个月来,这场辩论开始蔓延,首先到欧洲,然后遍布全球。科学似乎正在飘向自启蒙运动之前以来所从未遇到的政治危险之中。

        当维也纳的红衣主教克里斯托弗·施波恩对那些自认为是罗马天主教信徒的人们质疑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理论是否可以接受时,欧洲开始了其美国式的有关生命起源的辩论。这个红衣主教主张进化是上帝之作,应该根据这一观点,而非其他观点来解释进化论理论。

        从启蒙运动、至少是自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经过艰苦努力而赢得的政教分离以来,以来老欧洲一直维系的科学和宗教之间和平相处。在红衣主教施波恩的干预下,这一局面突然之间被打破了。这位红衣主教似乎说,上帝启示的真理应当被置于科学通过理性揭示的真理之上。

        这并非说明宗教情感,或者就德国而言,从纳粹时期发展而来的苦难的历史经历并没有就干细胞研究的伦理问题向其他欧洲国家表明。实际上,欧洲国家的宗教背景清楚地反映在有关这种研究的不同的欧洲国家的法律之中。英国和瑞典最为开明,而意大利、奥地利和波兰最为限制。但是,没有任何辩论挑战科学在社会中的作用,或者像红衣主教施波恩一般表明宗教和科学可能互不相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