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能让我们理顺与自然的关系吗？

伦敦—COVID-19时代，极少数“管够”的东西之一便是对疫情的评论。不难理解，病毒创造无穷的消息流，报道它的传播情况，说明如何避免它并活下来，分析它的原因和如何治疗，以及推测它对工作习惯、心理健康、经济、地缘政治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影响。

我自己在居家隔离期做了如下反思，与专家大合唱的声音有些许不同。

首先，我读了克劳斯·穆尔哈恩（Klaus Mühlhahn）的书《让中国现代化》（Making China Modern）。穆尔哈恩说，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中，人与自然不可分割。“尊重自然之道，物理世界就能平稳运行，人类世界就会繁荣，”他写道。但是，“当自然之道不受尊重时，异象和破坏性事件就会发生，比如地震、洪水、日食甚至瘟疫。”

COVID-19如何是我们不尊重“自然之道”的后果？在中国人的思想中，自然之道便是自然法则，这包括保持人与自然界的正确关系。瘟疫表明，我们的生活方式破坏了这个关系。

卫生专家艾伦哪·沙伊赫（Alanna Shaikh）认为，毫无疑问，将会有更多瘟疫“因为作为人类的我们与地球的互动方式”而发生。这不仅包括人类造成的全球变暖——从而为病原体创造了更适合生存的环境——也包括我们对世界最后的处女地的掠夺。

“当我们燃烧和开垦亚马孙热带雨林[……]，当最后一片非洲灌木丛变成农场，当中国野生动物被猎杀灭绝，人类开始接触他们从未接触过的野生动物，”沙伊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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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包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蝙蝠和穿山甲，两种被发现可能是COVID-19来源的动物。只要我们不尊重大自然的自主性，大自然就会反击。

这种思维的结论可大可小。沙伊赫得出的结论属于小结论，也许这是因为更加宏大的推断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难以接受。她说，我们需要构建一套全球卫生体系，它好到能够让各国迅速响应疫情，防止发生大流行。各国应该能够立即辨别、隔离和治疗被传染公民。

我认为，一种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是G7政府发行全球COVID-19债券，将所得到的资金用于改革后的世界卫生组织，通过其肩负让所有国家医疗能力都能达到发达世界水平的特别使命。（诚然，即使是发达国家，也不足以对抗COVID-19。）这笔世卫组织支出应该加入到世界银行的发展支出中。

沙伊赫还提出了另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论点：“无库存订购体系在一切正常时非常棒，”她说，“但在危机时期，这意味着我们没有任何储备。”因此，如果一家医院或一个国家耗尽了个人防护设备，就必须向供应商（往往是在中国）订购更多，然后坐等供应商生产和运输。

这一批评绝不仅仅适用于医药采购；它挑战了商业界的无库存正统。无库存论认为，储备浪费资金。有效的市场不需要企业存货，只要有正好足够的“库存”满足消费者当时的需求即可。

按此观点，为萧条准备一些金融储备也属于浪费，因为有效市场不存在萧条。因此，企业应该尽量提高杠杆。

只要没有意外事件，这样做完全没有问题。但当世界发生了如2008年金融动荡这样的“冲击”，有效市场模型轰然倒塌，经济也随之崩溃。如今，我们的医疗服务也在发生类似的事情。

因此，“无库存”应该被“无隐患”取代。理想的情况是，某些全球当局应该保持战略医疗供给储备，能够在面临特定的公共卫生威胁时，保持有限的时间内（比如三个月）救命能力。这项储备应该通过国家政府税融资，税负与各国国民收入相匹配。但这种储备也可以在国家和地区层面实行：欧盟就是理想的起点。

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解决人与自然合理关系中的一个更大的问题。在2014年的演讲中，科普作家史蒂芬·皮特拉尼克（Stephen Petranek）列举了可能会终结我们所熟知的世界的八个事件：瘟疫，太阳耀斑，大地震，火山喷发，生物事故，温室效应，核战争，以及流星撞地球。其中四个属于“自然灾害”，即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无关的灾难性事件。但另外四个——瘟疫、生物灾难、核战争和全球变暖——直接源自人类与自然的互动方式。

如今令人恐惧的COVID-19病毒，最终可能只是可控的疥癣之疾，不会改变我们的习惯。事实上，心理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认为，“对心理学了解得再深，也无法克服人们对于降低生活水平的厌恶。”

但我们继续依靠技术解决骄奢淫逸的生活给我们造成的问题，将是极不明智的，因为面临“自然之道”问题，我们迟早会黔驴技穷。我们应该利用被迫的停工期思考哪些方案会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