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香港——随着世界许多地区遭受越来越严重的热浪和其他自然及人为灾难，联合国报告称只有12%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指标有望在2030年前实现。而我们则比以往更应该去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这类进展受到了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污染、乌克兰等地的战争、日益严峻的债务困境以及食品和能源短缺的“多重危机”（polycrisis）阻碍。自2015年以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年融资缺口已从2.5万亿美元扩大到了2023年的超过4万亿美元，同时发达国家仍未兑现自身在2009年做出的、从2020年开始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融资的承诺。
更糟糕的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近发布的评估报告警告说我们已经接近超越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特别设定的1.5℃全球变暖指标，意味着气候相关损害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但不是所有国家都在朝着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净零经济推进方面毫无建树。从2016年到2023年，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数排名从G20国家中的第15位上升到了第13位。目前在所有166个受测国家中排名第63。同样，中国在2020年9月宣布力争于2030年前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截至今年，它已经完成了减排工作的一半以上，而实现这一点的G20经济体仅有4个（还有德国、英国和美国）。
世界经济论坛2023年6月发布的报告写道：“中国在(2023年世界经济论坛能源转型指数中的)120个国家中排名第17，并首次进入前20名。”当然同一份报告也指出中国“是全球最大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之一，同时也是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目前占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1/3。”但根据中国生态环境部的数据，2005年至2020年间中国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约48.4%，超过了其40-45%的承诺减排目标。此外中国的碳强度在2021年又下降了3.8%，意味着自1990年以来减少了75%以上。
这些进展是通过积极利用替代性能源实现的。2022年中国新增了1.52亿千瓦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当年新增发电装机容量的76.2%。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2.7万亿千瓦时，占总电力消耗的31.6%，比2021年增加了1.7个百分点。
中国所取得这些进展要归功于其强大的规划和实施能力，以及利用国有企业和银行作推动整体经济变革的做法。在联合国于2015年出台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后中国建立了一个由45个政府机构组成的跨部门协调机制，任务是对这一2030年议程进行拆解并通过国家、省级和市级计划来分派具体目标。
同样，为了加速能源转型，中国建立了一个“1+N”政策体系来实现排放达峰和碳中和。中央政府根据省级政府的建议设定碳中和目标并确定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行业和产业。地方政府随后负责制定和实施具体政策。截至本月中国已（自2017年以来）批准建立了572个“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每个示范区都设定了单位GDP的排放强度和能耗限制。
中国的治理体系已被证明非常适合实施公共项目管理，这得益于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和确保各项目实施层级人员得到培训的能力。从2012年到2020年，中国在减贫（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1）方面投入了近1.6万亿人民币（约合2190亿美元），累计培训3.688亿人次担任地方干部和技术人员（对应可持续发展目标8）。利用同样的中央集中式项目管理体系，政府能够动员1050亿人民币预算用于新冠疫情三年间的医疗保健基础设施建设（对应可持续发展目标3和9）。
中国还从其“实施加融资”的双重工具中受益，这使得它能够利用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国家电网、隆基绿能等相关国有企业服务于国家目标。虽然中国石化是一家知名石油和天然气企业，但它已承诺在2030年实现碳排放达峰并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因此它在2021年于新疆库车启动了全球最大的光伏绿氢生产项目。与此同时，像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样的电力企业一直在开发碳信用交易和碳中和债券，同时投资于清洁能源和数字化以改善排放管理。
中国能源和基础设施转型的不同部分会交由不同层级的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领导，但所有这些都是协调进行的。例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各类环境、社会、治理因素的考量和可持续金融政策的创设，而国有银行则向各种企业倡议提供“绿色”贷款。
中国在2017-2021年间是世界十大绿色债券市场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自2021年以来它在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截至2023年6月其绿色债券市场规模达到27万亿人民币。在央行的碳减排金融工具支持下中国金融机构在2022年发放了总额达7500亿元人民币的绿色贷款，相当于每年减排1.5亿吨二氧化碳。
但中国企业在实现太阳能和电动汽车规模经济方面正面临阻力。欧盟最近宣布对包括水泥、钢铁、铝材、化肥、电力和机械在内的进口碳密集型商品征收边境调整税。尽管中国在其他能源和碳效率生产领域已经实现了有利于全球的规模经济，但许多中国对欧出口产品将因此面临更高的税费，。
这类政策可能会阻碍对能源转型的投资。各主要经济体如何在当今复杂的全球价值和生产链背景下解决这一碳来源问题将成为关键，而全球共识的缺失则几乎必定会阻碍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推进。
发自香港——随着世界许多地区遭受越来越严重的热浪和其他自然及人为灾难，联合国报告称只有12%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指标有望在2030年前实现。而我们则比以往更应该去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这类进展受到了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污染、乌克兰等地的战争、日益严峻的债务困境以及食品和能源短缺的“多重危机”（polycrisis）阻碍。自2015年以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年融资缺口已从2.5万亿美元扩大到了2023年的超过4万亿美元，同时发达国家仍未兑现自身在2009年做出的、从2020年开始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融资的承诺。
更糟糕的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近发布的评估报告警告说我们已经接近超越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特别设定的1.5℃全球变暖指标，意味着气候相关损害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但不是所有国家都在朝着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净零经济推进方面毫无建树。从2016年到2023年，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数排名从G20国家中的第15位上升到了第13位。目前在所有166个受测国家中排名第63。同样，中国在2020年9月宣布力争于2030年前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截至今年，它已经完成了减排工作的一半以上，而实现这一点的G20经济体仅有4个（还有德国、英国和美国）。
世界经济论坛2023年6月发布的报告写道：“中国在(2023年世界经济论坛能源转型指数中的)120个国家中排名第17，并首次进入前20名。”当然同一份报告也指出中国“是全球最大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之一，同时也是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目前占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1/3。”但根据中国生态环境部的数据，2005年至2020年间中国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约48.4%，超过了其40-45%的承诺减排目标。此外中国的碳强度在2021年又下降了3.8%，意味着自1990年以来减少了75%以上。
这些进展是通过积极利用替代性能源实现的。2022年中国新增了1.52亿千瓦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当年新增发电装机容量的76.2%。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2.7万亿千瓦时，占总电力消耗的31.6%，比2021年增加了1.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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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所取得这些进展要归功于其强大的规划和实施能力，以及利用国有企业和银行作推动整体经济变革的做法。在联合国于2015年出台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后中国建立了一个由45个政府机构组成的跨部门协调机制，任务是对这一2030年议程进行拆解并通过国家、省级和市级计划来分派具体目标。
同样，为了加速能源转型，中国建立了一个“1+N”政策体系来实现排放达峰和碳中和。中央政府根据省级政府的建议设定碳中和目标并确定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行业和产业。地方政府随后负责制定和实施具体政策。截至本月中国已（自2017年以来）批准建立了572个“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每个示范区都设定了单位GDP的排放强度和能耗限制。
中国的治理体系已被证明非常适合实施公共项目管理，这得益于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和确保各项目实施层级人员得到培训的能力。从2012年到2020年，中国在减贫（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1）方面投入了近1.6万亿人民币（约合2190亿美元），累计培训3.688亿人次担任地方干部和技术人员（对应可持续发展目标8）。利用同样的中央集中式项目管理体系，政府能够动员1050亿人民币预算用于新冠疫情三年间的医疗保健基础设施建设（对应可持续发展目标3和9）。
中国还从其“实施加融资”的双重工具中受益，这使得它能够利用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国家电网、隆基绿能等相关国有企业服务于国家目标。虽然中国石化是一家知名石油和天然气企业，但它已承诺在2030年实现碳排放达峰并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因此它在2021年于新疆库车启动了全球最大的光伏绿氢生产项目。与此同时，像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样的电力企业一直在开发碳信用交易和碳中和债券，同时投资于清洁能源和数字化以改善排放管理。
中国能源和基础设施转型的不同部分会交由不同层级的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领导，但所有这些都是协调进行的。例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各类环境、社会、治理因素的考量和可持续金融政策的创设，而国有银行则向各种企业倡议提供“绿色”贷款。
中国在2017-2021年间是世界十大绿色债券市场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自2021年以来它在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截至2023年6月其绿色债券市场规模达到27万亿人民币。在央行的碳减排金融工具支持下中国金融机构在2022年发放了总额达7500亿元人民币的绿色贷款，相当于每年减排1.5亿吨二氧化碳。
但中国企业在实现太阳能和电动汽车规模经济方面正面临阻力。欧盟最近宣布对包括水泥、钢铁、铝材、化肥、电力和机械在内的进口碳密集型商品征收边境调整税。尽管中国在其他能源和碳效率生产领域已经实现了有利于全球的规模经济，但许多中国对欧出口产品将因此面临更高的税费，。
这类政策可能会阻碍对能源转型的投资。各主要经济体如何在当今复杂的全球价值和生产链背景下解决这一碳来源问题将成为关键，而全球共识的缺失则几乎必定会阻碍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