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speaks next to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NICOLAS ASFOURI/AFP/Getty Images

西方对中国总统的看法是错的

北京——中国最近的宪法修正案取消了总统和副总统的任期限制,这令西方大部分人感到震惊。批评人士担心会出现新的不负责任的独裁者,习近平主席将成为“毛主席2.0”。这种反应已经超过了稍有不当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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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长期任职也绝非闻所未闻。例如,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刚刚开始了她第四个四年任期——欧洲其他国家大体对这种进展持欢迎而非批评态度。

当然,西方人可以争辩默克尔有选举任命,而习近平则没有。但民主选举绝不是实现问责的唯一途径。几乎所有国际调查显示,习的支持率似乎超过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的支持率总和。虽然或许有理由担心中国政治会朝坏的方向发展,但美国和英国的情况也是一样。

限制任期不过是一种武断的约束,中国不需要限制任期来确保政府的能力和响应速度。事实上,任期限制可能起到的作用恰恰相反,那就是缩短有效领导人的任期,并因此导致政策中断甚至政治混乱。

美国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曾经撰文认为有必要赋予领导人尽最大可能做好工作的“决心和意愿”。他们可以借此向民众证明自己的优势,而民众可以选择“延长[其领袖]才能及美德的有效期限”,并在明智的管理体系中确保政府发挥其永久性优势。”

但在1947年,随着富兰克林·D·罗斯福第四次当选总统,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宪法第22修正案;自1951年这项宪法修正案获得批准以来,美国总统被限制只能两次获得四年连任。人们想借此发挥新手的优势。但多数新总统都会在开始时犯重大错误,而现在却有更多的开始。如果美国没有任期限制,特朗普今天很有可能根本不在位。

可以肯定,任期限制自有其价值。文革后,邓小平将任期限制写入中国宪法,目的是防止混乱而残暴的一人统治再次发生。但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不仅受过良好教育,而且非常了解国际规范和标准。与过去的意识形态顽固分子不同,外界可以期望他们行事理性、智慧和负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取消任期限制能使习完成需要几年才能见效的复杂的改革过程。他不会因此成为终身总统,也不会集无拘无束的权力于一身。

西方批评家强调习过去六年来做了大量工作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的确是事实。例如,他确实接管了某些曾经是由总理负责的经济政策决定。

但强势领导人却并不一定等同于专制领导人。在高风险环境下,需要强势领袖来制服抵制关键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习清楚地知道在首任任期内阻碍其推行改革的障碍所在,并下定决心克服它们。

无论如何,现状并不像许多外国评论所暗示的那样是一场“独角戏”。中国最高政府机构政治局常委的半数成员都不由习近平选定。任命许多高级官员时都需要各方达成妥协,其中也包括主要内阁成员。

如果因为中国发誓不复制西方政治模式,就认定没有隐藏的民主程序在发挥作用就会大错特错。虽然领导人并非直接或由代表机构选举产生,但他们的绩效却受到密切的关注——例如,接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监督。中国政府对民众在社交媒体上的评论也异乎寻常的重视。

此外,制衡能力尽管仍然有待加强,但却在近年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政策变化需要政治局,特别是政治局常委会能够达成共识。在重大问题上,全国人大必须开绿灯。部分因为匿名投票越来越流行,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代表投票反对。今年人大会议的一个细微但却重要特点是取消了电子投票系统;相反,官员们会将纸条投入投票箱中。

西方媒体对中国政治局势的看法并不是第一次与中国国内的普遍看法完全背道而驰。过去几年来,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在西方引来了许多非议,反腐运动常常被西方视为习近平清除潜在政治对手的一种方式。但近200万被起诉官员肯定并不都是习的政治对手。在中国人当中,铲除腐败的努力引来了对习的尊重和支持。

在西方,政府问责与民主选举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在中国,政府问责取决于政府以何种方式回应和保护民众的需求和利益。鉴于现代中国的复杂性——更不要说政府需要继续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极端必要性——成功可能需要领导人保持比最初所预计的更长的任期。但如果近代历史能够提供任何指导,近期的变化可能有助于在不破坏问责的情况下,使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系越来越趋向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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