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中国的工业化战略对我们的教益

发自日内瓦——在世界各地都焦急地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进一步动向之时,中国领导人则仍然专注于本国正在进行的下一阶段经济转型。而他们的做法应该得到所有人的关注——特别是美国决策者。

与其他成功的东亚经济体一样,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结合了利润主导的投资,积极的产业政策和出口纪律。但是这一手段也存在局限性,以致许多试图在同一发展阶梯上攀登的发展中国家最终在中端陷入停滞,甚至倒退下滑,而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将其称之为“过早的去工业化”现象。

中国希望能在“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帮助下避免这一命运,这是指导中国国家工业现代化的路线图,由总理李克强于2015年正式发布。其战略重点是发展先进制造业,同时考虑生产性服务业,服务型制造和绿色科技将如何对这一进程进行补充。

作为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一部分,政府将提供政策和财政支持以推动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天航空设备;新能源汽车;以及生物医药和高性能医疗器械等十大关键领域的技术突破。

人们有时会将中国制造2025战略描绘为对旧式由上自下的重商主义运作和进口替代政策的回归,但这一看法其实忽略了中国在工业和金融政策方面的积极尝试。事实上,这项尝试可以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策评估和创新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正如许多发展中国家现都制定了自身的产业升级和多样化战略,一些发达经济体,包括美国,正在试图振兴其制造业基地。

让我们首先从产业政策入手。根据该规划,到2025年,中国应该拥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且位处全球价值链上游的跨国企业。此外,彼时中国的重要行业都应该在能源/原料利用效率与污染排放方面实现与国际效率标准接轨。接着到2035年,中国经济将完全实现工业化。

这些宏大目标都被分解成一系列具体针对关键领域市场份额的国内(及国际)指标。例如2030年,集成电路的生产将能够满足75%的国内需求,相比之下2015年则为41%。

其中一个人们较少关注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组成部分是财政政策指导,也是其更为创新的部分。为了降低制造业企业的资金成本,该战略要求创建新的融资渠道,同时指示中国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大对特定领域的扶持力度。具体来说,中国进出口银行应加强对制造业企业海外投资行为的服务,而国家开发银行应增加对制造业企业的贷款,同时“引导”来自其他机构的融资,比如风投和私募基金。

中国希望通过建立一套负责分配公共投资资金的专用融资工具——名为政府指导基金——来推动实现产业升级和改革目标。正如麦肯锡公司的一份报告所说,这种“更加市场化的投资方式”是一种“旨在提高成功可能性的大胆尝试”。

具体举个例子,具有国家背景的清华紫光集团最近获得了1500亿元人民币(约合218亿美元)的新融资以支持本国半导体行业的升级换代。在这笔融资中有1000亿元来自中国国家开发银行,500亿元来自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于2014年创建的国家级政府指导基金。

政府指导基金的作用将越来越大。仅在2015年就有297个政府指导基金建立,可动用资本总额超过1.5万亿人民币,相当于2014年规模的五倍。市级政府指导基金数量最多;但省级政府指导基金在融资额方面处于优势地位。

在去年还建立了两个国家级的政府指导基金:300亿美元规模的国家风险投资基金和500亿美元的国家国有企业产业结构调整基金。这两家基金的主要股东都是一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属的控股公司。1月份,中国丝绸之路基金——联合其他中国投资者以及新加坡和日本的投资者——创建了资金规模为8亿美元的厚安创新基金,投资于物联网,自主车辆,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初创科技企业。

关于中国制造2025战略以及各种新投资工具的使用还有待观察。但中国似乎已经准备好在某个战略部门的一系列新兴技术和先进技术上大手笔投资,同时在研发和商业化完成后保留一定股权。一旦成功,这将为新的增长来源奠定体制基础。同时随着创新的成效在整个经济中不断扩散,中国也将越来越接近其目标: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

中国在工业和金融政策方面的尝试可以最终为新兴经济体提供宝贵的经验来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对于关注制造业基地衰败问题的美国而言,这一教益已经显现。正如布莱德·德龙(Brad DeLong)和史蒂芬·科恩(Stephen S. Cohen)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现在应该采取行动,恢复其讲求实效的工业政策传统,让金融重新为实体经济服务,并投资于可以振兴中产阶级的新经济活动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