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nk of Japan Governor Haruhiko Kuroda BEHROUZ MEHRI/AFP/Getty Images

央行基调依旧

伦敦—具系统重要性的央行在2018—2019年纷纷“换帅”,这标志着货币政策新时期的开始。谁会成为这一向“新常态”的转型的领导者?更重要的是,新常态到底会有多新?

Exclusive insights. Every week. For less than $1.

Learn More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十年来,发达国家央行采取了前所未有的积极的货币政策。日本银行的黑田东彦和欧洲央行的至今仍保持着德拉吉这一政策,以刺激经济活动、抵消通缩压力。相反,美联储在前任主席耶伦(Janet Yellen)、英格兰银行在卡尼(Mark Carney)的领导下,一直在为政策“正常化”奠基。

另一家具系统重要性的央行中国人民银行的主要关注点不是货币扩张,而是金融改革。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其创纪录的15年任期中,在国内(或许国际上影响更大)打造了强势的形象。尽管中国人民银行没有正式独立,这意味着周小川制定利率的权力需要受到15名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约束,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周小川为与世界最大经济体相匹配的金融业奠定基础的能力。

但即使央行面临重要的转变,他们的新领导人的人选仍反映了保持政策的意愿。最明显的是,日本银行的黑田东彦又获得了一个五年任期,3月份接替周小川的是他的副手易纲。即便是耶伦的继任者鲍威尔(Jerome Powell),也有可能是萧规曹随

当然,鲍威尔一开始也表现出要和过去决裂。毕竟,如果特朗普总统想要继续走同一条路,他只需要选择耶伦再任一个任期即可(这也更加符合传统的做法)。但在特朗普看来,民主党的耶伦代表奥巴马政府残余,因此必须替之以鲍威尔这样的公开的共和党。但鲍威尔和耶伦都不是美联储“老人”,也似乎都在走同一条正常化之路。

在欧洲,新行长们带来的变化有可能更加剧烈。在英格兰银行,卡尼——他在2016年11月宣布准备缩短任期——将在2019年3月英国退出欧盟后继续担任几个月行长,以使市场干扰最小化。

但卡尼被替换也许代表着重大转折。他的加拿大央行行长履历可谓毫无瑕疵,但他的任命存在争议:他一直被认为与前财政大臣奥斯本(George Osborne)走得过近,对英国退欧派同情不够。因此,卡尼的继任者必须对英国退欧派意气相投,至少要言听计从。

但某种意义上,卡尼的去职将意味着恢复现状。毕竟,卡尼是“外来户”,打破了内部任命的传统——如果英格兰银行的某位现任副行长被任命为卡尼的替代者,那么这一传统就将恢复,目前看来很有可能。

也许影响最大的变化将来自欧洲央行,到明年年底,它的四个高层职位都将换人。最近,西班牙前经济部长德金多斯(Luis de Guindos)被提名为欧洲央行副行长,为我们预期未来结果提供了一些线索。

特别是,选择一位西班牙副行长(德金多斯的例子代表着打破不任命政客的传统——这一传统意在保护央行独立性)表明下任行长将来自欧元区北方。在欧元区的三个最大经济体中,只有德国人从未担任过欧洲央行行长。如果行长由德国人出任,最有可能的是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Jens Weidmann)

作为货币鹰派,魏德曼很难赢得南欧国家的支持。此外,他的提名将引起另一位德国人、欧洲央行理事会唯一的女委员劳腾施莱格尔(Sabine Lautenschläger)辞职。全男性组成的理事会——更不用说女性连行长人选短名单都进不去——无法轻易获得欧洲议会的肯定。

欧洲议会支持性别平等当然是件好事,但这有可能跟多地是基于避免批评的愿望,而不是真正致力于多样化。事实上,从最高职位的选择看,所有央行在这方面都是失败的,即便从许多机构的情况看,多样性是高业绩的指标。简言之,央行领导层仍然是“老男孩俱乐部”。

我们正在进入货币政策新时期,应该寻求以更为根本性的方式改革央行领导。最高职位候选人缺少多样性表明,遴选过程过于狭隘和封闭。央行应该培养年轻人、女性和少数群体,以扩大方针、机能、角度和专业性的范围,这些都是未来高效货币决策的必要条件。

真正的变化终将到来。但在眼下,从政策和人事角度,最大的可能仍是旧瓶装旧酒。

http://prosyn.org/DNETKgL/zh;

Handpicked to read n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