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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化的世界已经来临

发自上海—在十九世纪世界实现了欧洲化,到了二十世纪它又被美国化了,而如今它正在被亚洲化——并且其速度要比你想象的要快得多。

亚洲的崛起迅速。作为全球一半以上人口的家,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该地区就从中低收入提升到了中等收入水平。到2040年,它可能产生全球50%以上的GDP,并可能占据全球消费总量的近40%。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一份最新研究展现了全球重心向亚洲转移的程度。当今该地区在贸易、资本、人员、知识、运输,文化和资源方面的全球份额不断上升。在八种全球跨境流中只有废弃物正以相反的方向流动,这反映出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已经决定减少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垃圾数量。

亚洲现在约占全球货物贸易的1/3,而十年前约为1/4。大约在同一时期,其占全球航空旅客运送量的份额从33%上升到40%,资本流动的份额也从13%上升到23%。

这些流量推动了亚洲各大城市的增长。该地区有21个城市跻身全球30个最大的城市之列,也是访问量最大的10个城市中占据4个。如今一些没那么知名的城市也受到了投资者的关注。在仰光这个缅甸的商业首都,2017年对知识密集型行业的零基础开发型外国直接投资共计26亿美元,而这个数字在2007年几乎为零。

同样,雅加达附近的小城市勿加泗(Bekasi)已成为印尼的底特律——印尼汽车和摩托车工业的中心。在过去十年中该市制造业接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以每年29%的平均速度增长。印度城市海得拉巴(Hyderabad)在2017年获得了1400多项专利,正在迅速赶上有印度硅谷之称的班加罗尔(Bangal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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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仅是外部资金正被导入亚洲,生机勃勃的区域内网络也在推动进步。在亚洲供应链日趋一体化的推动下亚洲国家的商品贸易总额中约有60%发生在区域内部。区域内的资金和投资流量也在增加,有超过70%的亚洲创业资金来自该地区。人口流动(亚洲境内74%的旅行者是亚洲本地人)也有助于该地区的整合。

而让这些“流”发挥作用的则是亚洲的多样性。实际上,至少存在着四个“亚洲”,而且每一个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在该地区的全球崛起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第一个亚洲是该地区的主要经济体中国,它为邻国提供了连通性和创新平台。在2013~2017年度,该国占据了亚洲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5%,其中约1/4流向了其他亚洲经济体。中国在2017年占到了全球新专利申请的44%,展现出其快速增长的创新能力

而第二个集团——“先进亚洲”——也提供技术和资金。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1万亿美元,在2013~2017年度占到了区域内外国直接投资总流出金额的54%。仅韩国一国就提供了越南外国直接投资额的33%,而日本则分别占据了缅甸和菲律宾35%和17%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额。

然后是“新兴亚洲”,其中包括相对多样化的小型新兴经济体集团。在生产力和消费的增长下这些新兴经济体不仅提供劳动力,而且还提供增长潜力。这些经济体与本地区的邻国紧密融合:它们占区域内商品,资本和人员流动量的平均份额为79%,也是四个亚洲中最高的。

相比之下,第四类——“亚洲前沿国家和印度”——占区域内流量的平均份额最低,仅为31%。但随着这些历史上一体化程度较低的经济体与其亚洲邻国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这一原本体现了其与欧洲,中东和非洲以及美国之间历史联系的数字将有所增加。这个集团有很多东西可以共享,包括不断增长的亚洲进口市场所需的、相对年轻的劳动力;以及不断壮大、可以构成区域内新出口市场的中产阶级。

这四个亚洲集团之间的差异是相辅相成的,这使得一体化成为了促进发展的强大力量。例如随着一个国家劳动力年龄的增长,另一个人口较为年轻的国家将填补这一空白。 2015年印度人的年龄中位数是27岁,而中国和日本分别为37和48岁,预计到2050年印度的这个数字也仅仅是38岁。

同理,当一个国家的工资(进而制造成本)开始上涨时,那些处于发展早期阶段的经济将接管其低成本生产制造活动。在2014~2017年间,当中国在所有劳动密集型新兴经济体出口中所占份额从55%下降到52%时,越南的份额增加了2.2%,柬埔寨的份额也增加了0.4%。

多年来观察者们一直在不停地讨论亚洲的未来潜力。如今未来已来。正如知名作家帕拉格·康纳(Parag Khanna)在他的著作标题所显示的那样,我们已经进入了“亚洲世纪”,而且一往无前,绝不回头。

https://prosyn.org/g80fcFHzh;
  1. haass107_JUNG YEON-JEAFP via Getty Images_northkoreanuclearmissile Jung Yeon-Je/AFP via Getty Images

    The Coming Nuclear Crises

    Richard N. Haass

    We are entering a new and dangerous period in which nuclear competition or even use of nuclear weapons could again become the greatest threat to global stability. Less certain is whether today’s leaders are up to meeting this emerging 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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