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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经济学家没有预见到阿拉伯之春

伦敦—今年是阿拉伯之春起义六周年,但是这个日子静悄悄地过去了,基本没有引起关注。与此前几年不同,没人评论这些震撼了阿拉伯世界、并似乎曾经给它带来变革憧憬的事件。

当然,新鲜劲儿总是会随时间而消失。但对阿拉伯起义的兴趣的消退反映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变化:对新的、更具代议制性质的政治制度的希望不再,而随着预期中的革命演变成反革命、内战、国家失败和日益恶化的宗教极端主义,取而代之的是绝望。

但是,尽管到目前为止的结果令人无比失望,我们仍然必须关注阿拉伯之春起义,以发掘它们的根源。与一切标志性事件一样,它们带来了新的难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为何经济学家没有预见到这场动乱。

预测政治剧变绝非易事。即使是在预测经济危机方面,经济学家的记录也不太光彩。但这一预测失败也许反映了经济学假设和框架的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在倒台前夕,一些阿拉伯独裁者实际上一直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赞扬其在实施“正确的”经济政策方面的所谓的成功。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世界银行承认了错误,这清楚地表明,它们为阿拉伯旧政权所开出的政策药方大有问题。

这引出了许多其他问题。经济学家关注了错误的指标吗?他们被错误的推断误导了吗?还是他们没有对潜在的陷阱给予足够的关注?简言之,这是一个数据问题还是分析问题?

没能预见到政治革命,至少部分原因在于概念不足。主流经济学倾向于关注理性经济人受理性选择指引,寻找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均衡的行为。这一概念框架显然不能用来处理社会和政治剧变问题,这些问题根本不是边际性变化。

实证经济学也要为这一预测失败负一定责任。许多数据表明,中东和北非(MENA)的经济状况十分有利。在阿拉伯之春起义爆发前的十年中,该地区经济体的真实年GDP增长率相当漂亮,达到了4—5%左右。这些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因为人口增长而被稀释,因此,真实人均GDP增长率徘徊在2—2.5%左右。尽管如此,仍然较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MENA经济体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的情况有了巨大改善。

从传统标准看,MENA国家的人力发展指标也有了相当大的改善,其中一些国家的不平等性有所下降。比如,埃及基尼系数不断下降。此外,尽管数据不足,但MENA贫困率早已是发展中国家中最低的,而一些阿拉伯之春席卷的国家——主要是突尼斯——的贫困率在继续下降。MENA直接或间接地受益于多年来国际油价的有利趋势——特别是2002—2008年,油价涨至创出历史记录的每桶147美元——也受益于新近进入上升期的商业周期。

当然,也不都是好消息。革命爆发时,普通人——特别是年轻人和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有很多理由感到政治疏离。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失业率——非常高。独裁者都没有将社会正义列为工作重点。

尽管如此,事实仍然是,MENA国家正在相对繁荣中继续改善���而没有面临经济衰退或停滞。这等于打了许多常规思维的脸,这些思维认为群众因为经济困难而揭竿而起,相对繁荣的时期应该对应群众政治运动的安静期。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提出了关于经济表现和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的截然不同的解读:“为了确保权力,暴君必须保持人口的贫困,让他们为糊口而奔波,没有闲暇考虑推密谋推翻暴君。”这并不是说革命是富人的特权,而是说相对繁荣的增长可能会引起更大的失去自由的感觉,引起对拙劣治理的反对。

从某种程度上说,历史正是如此演绎。1979年伊朗革命和阿拉伯之春起义一样,发生在十分有利的国际油价形势(1973—1974年翻了两番)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时期之后。

即使是发生在经济衰退后的革命,此前的繁荣改善也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据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戴维斯(James C. Davies)的所谓的J曲线理论,革命——如1917年俄国革命和1952年埃及革命——发生在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被猛烈而突然地逆转的时期。换句话说,不是直接的经济困难,而是预期和现实之间的令人沮丧的差距,唤醒了群众。

阿拉伯之春表明,不能把经济表现的改善当作防止政治动荡的政策。汲取这一教训或许有助于我们不至于对未来政治剧变目瞪口呆。它甚至可以令我们避免类似于阿拉伯之春所带来的失望和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