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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发展受阻

柏林—在长达30年的经济不平等恶化后,发达国家的民众愤怒不已,他们借助投票或走上街头发泄这种不满情绪。但真正解决不平等问题还需要采取措施解决上述趋势中不那么为人所知的一面:那就是代际流动性不断下降。

今天,父母无法再自然而然地认为子女会过得比他们更好。恰恰相反,经合组织2018年一份报告得出结论,在普通发达国家,来自最低收入阶层的儿童需要奋斗4~5代才能达到平均收入水平。国家不平等状况愈严重,阶层向上移动所需的时间也就越长。

不平等和缺乏社会流动性与地理位置密切相关,而城市区域的状况往往比农村好得多。在美国,据布鲁金斯学会报告称,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拥有100万以上居民的城市已经贡献了就业增长总量的72%,而5万到25万人口的城市则仅贡献了6%。1970年来,美国排名前2%的大都市区薪酬已经增长近70%,而该国其他地区则仅增长了45%。

同样,在包括巴黎在内的法国巴黎大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5年占全国平均水平的148%一路攀升到2010年的165%,而在较不发达的洛林地区,该数据同期则从95%下降到76%。尽管主要城市柏林相比其他城市的确比较落后,但这样的差异在德国同样可以看到 。2016年,德国最为贫困的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29,133美元——相比汉堡的69,719美元低60%左右。彼时德国达到了43,110美元的全国平均水平。

英国2070委员会所进行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从1971~2013年,英格兰北部的累计产出增长率下降了17个百分点,而伦敦同期则增长了12个百分点之多。这对社会流动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伦敦最穷的哈克尼区有资格享受免费校餐的孩子相比北部城镇哈特普尔同样贫穷的孩子,其上大学的可能性仍然是后者的三倍左右。

上述趋势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开始推行旨在通过重新平衡经济、转移制造业和遏制工会权力、提高竞争力的结构性改革。但尽管上述改革在某些方面确有道理——我们可以回忆一下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滞胀”——但在减轻改革的社会冲击方面却几乎没有采取任何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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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政策失败,再加上技术进步的影响,导致了经济学家丹尼斯·J·斯诺尔所谓的经济和社会轨迹“脱钩”:也就是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情况下,大量人口的实际工资和晋升前景仍然停滞不前甚至恶化。例如,经济政策研究所报告从1979~2018年,美国的净生产率增长了70%,但实际小时工资仅增长12%。而今天,14%的美国人——其中超过半数是有色人种——沦为“贫困劳动者”(他们从事全职工作,但收入却在贫困线的200%以下)。

由于劳动收入低且晋身希望小,越来越多人开始陷入到某种困境,赚钱太少难以维持生计,但却又超过了政府支持的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开始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变得孤立,对繁荣的精英阶层越来越不满,而且容易受到新民族民粹主义和野心勃勃的威权主义者的吸引。

这种趋势在美国尤为明显,它促成了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而在英国,同样的趋势则促成了许多人支持英国脱欧。但随着西方世界多数国家仿效撒切尔和里根的做法,它现在正在影响所有发达经济体,导致社会四分五裂、发展受阻。

这一切都不值得大惊小怪。1995年,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就曾详细描述过全球化所要求的“反常选择”。为在国际市场上夺取并保持竞争力,达伦多夫指出,各国被迫以威胁社会凝聚力和政治自由的方式来使用资源。

举例来讲,这些选择导致了一种新的不平等形式,达伦多夫称之为不平等化:“为某些人修建通往顶端的道路,同时却为其他人挖坑,这样做制造分歧和裂缝。”他明智地预见到“下层阶级”的出现,这些人无论在经济还是社会上都遭到排斥并缺乏安全感,并因此赋予威权主义以诱惑。

发达经济体在今后十年里“压倒一切的任务”,达伦多夫写道,是尽可能“调整好财富创造、社会凝聚力和政治自由的循环。”但20年过去了,绝大多数国家甚至都没有尝试过。相反,循着新自由主义的逻辑,经济增长成了他们唯一的关注。

现在是时候响应达伦多夫的号召。这绝不意味着实施保护主义政策,因为与身份政治相关,这不仅会破坏经济增长,而且可能强化威权主义诱惑。相反,这需要制定全面的计划,其中包括加强经济安全和社会及政治参与的行之有效的举措。

首先,各国应改革税收制度,以期缩小贫富差距、鼓励创业和就业岗位创造。与此同时,人们应当学习加州的成功榜样——二战后对公立大学的投资对其随后取得的经济成功至关重要——他们应当通过教育投资和技能培训来加强社会流动。

还需要为最易受全球化影响的人群提供社会保护,以及实施补偿区域差异的政策,包括有管理的进行移民(无论国内还是国际)。20世纪30年代,将美国从大萧条中解救出来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新政就包括这些举措,同样包括这些举措的还有欧洲的类似项目。

最后,为反对社会排斥和分裂,就必须努力建设民间社会,并对长期、可信、值得尊敬的公众辩论持鼓励态度。弥合社会和文化分歧可能需要几十年,但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问题在于领导人是否愿意采取必要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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